广场协议敲定汇率变动前,日本政府内部做出过哪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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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主权不完全的日本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国际压力
虽然在日本国内反对财政重建的声音占少数,但是国外看待日本经济政策的目光非常严苛,这种怀疑的视线也投向金融行政领域
1997年2月8日,大藏大臣三冢和财务官加藤隆俊等大藏省官员一行来到德国柏林。他们是来参加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G7峰会的
这个受到全世界市场相关者瞩目的会议本来是每年召开春、秋两次,是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度总会和临时委员会会议而召开的
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在2月新增加一场会议,并成为惯例
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会场是在太子宫,这里因举行了东西两德合并仪式而闻名。在谈到《广场协议》、《罗浮协议》时,这里是不能不提的国际经济舞台
在这里,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你来我往,进行了激烈的争辩。2月7日上午,三冢结束国会会议后,下午从成田搭乘JAI407号起飞
他在飞机上听了大藏省官员进行的简短说明,为第二天的正式会议做准备
日本政府一行人从法兰克福转车到柏林。晚上10点,在市内和内部人员用过晚餐后,三冢回到下榻的柏林洲际酒店的套房
1997年2月,对日本的大藏省来说,在G7峰会中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首先必须促使日元升值
在日元迅速升值的局面下召开的1995年4月的G7会议,决定实行汇率“有序反转”。之后,按照决议,日元逐渐贬值,美元升值
1997年2月,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的局面
“从1美元兑80日元到兑120日元,日元贬值了近50%。这样的大变动对经济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大藏省官员回顾道
在柏林的G7峰会中,有必要“阻止”持续了近两年的日元贬值的趋势
这么做的背景在于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以及影响这一问题走向的日本股价问题
日本在接受G7峰会的“有序反转”决策之后,从1美元兑80日元到1美元兑100日元的过程中,市场对日元贬值的修正做出积极回应,
股价也应声上涨,但是在超过100日元接近120日元时,股价反而迅速下跌!若股价持续下跌,会让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困难
在“维持金融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状况下,为了避免股价进一步下跌,停止日元贬值很有必要。
尤其3月末是大多数金融机构结束1996年年度决算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股价如果持续低迷的话,金融机构的账外收益肯定会大幅减少,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很可能变得困难。
至于“实力不足的方面”,这个担心在大藏省官员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对日元升值的修正是回避金融危机有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主张“强势美元”的美国也出现了些许变化。1997年1月,财务官加藤隆俊向三冢说明了各国对待汇率的态度
其中,关于美国,他们说明了鲁宾坚持支持“强势美元”的事,以及如果考虑到给美国股票市场带来的影响,至少表面上没那么容易转变等情况。
但是,随着柏林G7峰会的临近,美国反而对日本主张停止美元升值的宣言表示了赞同。
美国的转变
有些困惑的加藤等大藏省官员分析后得出结一一“美国害怕日本的财政盈余增加”。日元贬值有利于增强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会增加日本的贸易盈余。
相反,这时候美国的贸易赤字有增加的倾向,到1996年为止,美国贸易赤字连续3年来刷新了过去的最大值。
在美国国会中,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致力于成立以日本为目标的贸易赤字削减法案,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
贸易赤字和黑字怎么用经济学来评价另当别论,连接华盛顿和东京的线由于“日本的黑字增加,美国的赤字增加”时而纠缠,时而中断。
进入克林顿政权的第二阶段,从美国方面来看,赤字的增加已经转化为以白宫和国会的对立为轴心的政治问题。美国政府担心的也许是这一点,虽然对外表现得非常谨慎,但美国逐渐开始赞成停止美元升值。
加藤一行人是这样解读鲁宾及他手下美国财政部官员的做法的。但是欧洲会怎么做呢?对他们来说美元汇率的问题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否应该宣布阻止美元升值的趋势呢?这个日本最重要的课题对集结在柏林的各国货币当局者来说,也是最大的难题。
第二,寻求各国对日本财政政策的支持。1996年年末至1997年年初,重要的决定已经相继被敲定:提高消费税税率、废除特别减税制、提高医疗费和召开财政结构改革会议等。
大藏省希望各国能明白,这些措施对日本的财政健全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些政策会增加国民负担。
日本经济处于“大病初愈”的状态,体力明显不足,这些政策“给经济复苏泼了冷水”。
三冢一行人认为这个政策有必要得到各国的认可,特别是美国。
实际上在G7峰会开始前的一个多月,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寄了一封信给三冢,这封信是对此前日本转达1997年度预算编制结果的回信。
在1996年12月12日的书信中,三冢说明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
“从我们国家的经济现状来看,硬件投资有复苏的迹象,住宅建设也以高水准进行着,个人消费也有慢慢复苏的迹象,内需不断扩大,经济将会逐渐复苏。”
“在财政方面,将1997年度定为财政结构改革元年,进行与之相应的预算编制。到了那时,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来看,将不再采取各种为了支撑泡沫破裂后的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特别减税制等。”
在这个基础上,三冢编排好总额高达2.6万亿日元的补正预算,并说明这个预算是推迟到1997年上半年度执行的。
因此,可以消除从4月开始的消费税上涨的影响等。三冢断定:
“从这个事情可以预见,在GDP基准下,1997年度政府支出会保持稳定,这并不会影响经济复苏”。
对此,美国人鲁宾在回信的开头写道,“非常感谢您就预算案给我写信”,但之后表达了对日本财政政策的担忧。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同时进行,会使市场感到更加不安。也就是说,我们担心日本的经济复苏是否强劲有力,这个复苏是否能持续。”
“我们认识到日本将会长期应对财政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着日本经济的动向。为了促进由内需主导的强有力的经济复苏,为了防止经常黑字扩大,我们希望日本时刻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虽然信件表达得很委婉,但是很明显,美国的当局者——鲁宾及其手下对日本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
财务官加藤在G7峰会之前,通过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会面,充分了解了美国政府的疑问。但是加藤把各种统计数字摆在一起,从理论上来证明日本的经济正在变好。
“请让日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加藤把这种想法坦白告诉萨默斯,却并没有得到理解。刚过正午,会议主持人德国财政部部长魏格尔进行了简单的发言
会议交锋
2月8日的柏林G7峰会伴随着午餐开始了。“首先有请新上任的三冢大臣讲话。”三冢开始了以下发言:
“请允许我说明一下日本经济的现状。民需不断增加,经济也在逐渐复苏。虽然有看法称,由于消费税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退,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通过1996年度的修正预算就足以弥补。
“为了实现由民需主导的自主的经济复苏,并促进中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有必要积极推进财政结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等各种改革。”
三冢的发言结束后,坐在旁边的日本央行总裁松下康雄表达了看法:
“日本经济的逐步复苏更加确定了。我们可以看到设备投资的扩大、纯出口的止跌。不过,虽然经济整体的状况改善了,但金融市场要更加谨慎地应对。
“这个时候日元贬值的速度变快,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但是没有导致一般物价上涨。
我们认为,1997年下半年度,民间企业的自动复苏足以弥补财政方面的消极影响。综合考虑这样的状况,在金融政策方面,应维持现状并密切关注今后的发展。”
松下想说的是——日本经济在民间企业的主导下确实复苏了,也能够弥补因消费税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央行维持现在的政策就可以了。
关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松下向各国金融当局者传递了这样的情报:
“邦银为对冲不良债权而积极实行拨备政策,这与日本金融体系相关联。但是,今年年初,银行股股价大幅下跌,这件事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关心,但每一家金融机构进行人员调整并实行具体的政策才是当务之急。
“作为当局,央行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定会竭尽全力,必要时,日本央行也会站在供给流动性的立场上。”
1996年年底至1997年年初,股票市场开始出售银行股票。对日本金融机构的信赖度年年下降,当局发表的不良债权金额同市场预期相比,超乎寻常的小。
松下提到在金融体系有不测的情况下提供流动性,这话在日本国内很少说过。这意味着:万一金融机构破产,金融体系整体出现裂痕时,日本央行会作为最后的贷方,将资金充分投入市场。
各国对松下的发言没有做出反应。这是因为德国财政部部长魏格尔、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意大利国库预算部长钱皮都一个接一个地阐述了本国的经济现状。
之后,七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围绕市场最受瞩目的外汇问题进行了会谈。
在柏林G7峰会召开前不久,加藤等政府官员参加了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央行)举行的G7D会议,他们主张停止日元贬值和美元升值,并与各国进行了讨论。
这个时候主张强势美元的美国也认同日本的主张,发表了必须向市场传达“G7关于外汇的新闻宣传提纲”,并且就公示方针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们相信,1995年4月的公报中存在的明显的汇率错位已经被更正了。”
从作为主持人提案被提出的新闻宣传提纲中,可以读出G7果断否定了现行标准以上的美元升值的意思。
但是,法国有不同的声音。他们主张在“汇率错位”和“被更正”两个短语之间增加“broadly”这个单词。“broadly”即“大体”“大概”的意思
加入这个单词之后,表达的语气就变弱了。在法兰克福的G7会议上,法国也是这么说,丝毫不让步。
于是,作为妥协案,提出了加入“broadly”的方案。为了实现1999年的货币统一,欧洲各国都必须把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
法国为了消除巨大的财政赤字,在1995年提出冻结公务员工资、削减退休金,但反抗这个决定的劳动工会发动了9年来最大规模总罢工
而在日本,这一次由国际会议决定的汇率变更,则成为日后长期衰退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