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出口增加值的理论机制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趋势，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外包等不同形式，以价值链分工（或者说要素分工）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布局，逐渐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市场和贸易开放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进而以出口带动增长的逻辑依然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认知的深入和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的变化，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对外资依赖的风险性、中等收入陷阱、产业低端锁定、“产品锁定”等等。
但是，不可否认，外国直接投资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既有文献从就业、技术和知识溢出、全要素生产率等视角充分阐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实践也是现实的例证。中国自二〇〇一年加入WTO以后，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过程中，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尽管国内资本也开始了大规模海外布局的进程，但中国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发展的时代，中国依旧实现外国直接投资的逆势增长。诚如前文所述，在增加值核算框架下，出口增加值率和增加值结构特征是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对东道国出口结构产生潜在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外资在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加工贸易大国。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较低，且出口增加值多以最终产品形态出口渠道实现。
从出口增加值的渠道结构看，国外增加值的嵌入虽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客观需要，但是加工贸易下以最终品形态为主要增加值出口渠道，导致整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低，放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了贸易冲突；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比很高。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属权结构看，进一步高估了中国在出口中获得的贸易收益。
如此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存在显然既放大了中国出口风险，又高估了中国贸易收益。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面临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升级的迫切需求。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依然能像带动中国以后发优势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一样，促进中国实现进一步的升级发展，是值得关注的。
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结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在于认识外国直接投资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真实作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是否是一成不变的？是否存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改善出口增加值结构的政策空间？
旨在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经济逻辑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对中国出口增加值产生的影响效应，为国内如何进一步使用外资、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首先，以微观企业作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详细分析企业层面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渠道，而后从宏观层面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揽子生产要素”的包裹，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下透过这些因素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结构的影响效应。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增加值影响的宏观分析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国家生产、出口的基本单位，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曾说过：“在每一个私人家庭行为中最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
从对微观企业生产模型的分析可知，扩大进口中间品规模、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能够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对企业而言是“最精明”的事情，对国家来说也大致如此，但还是过于武断。中间品进口能促进国内增加值率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一般认知。
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经济逻辑还需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的嵌入方式。从上文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演变与典型事实分析，可以提供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嵌入方式的三个基本维度：要素嵌入、集聚嵌入和价值链嵌入。
在经济发展初期，除了个别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启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市场渠道。由于自身基础薄弱，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参与高度工业化的国际竞争，外部资源的支持成为发展的重要前提，外国直接投资因此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争相迎合的重要要素资源。
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和遵循比较优势的开放发展策略，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然以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嵌入全球经济作为起点，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下，这种低价值的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既包括传统认知上低技术产业纺织服装的成衣制造等环节，也包括高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等环节。
同时，为了迎合跨国公司区位决策的产业集聚动机以及政策调整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采取特别经济区的模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特定经济发展区域上形成产业集聚。如前文所言，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具有资本、技术、生产三个层面的属性，资本属性主要在于弥足东道国资源的稀缺性，改变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发挥启动生产的作用；
技术属性主要在于通过技术溢出等渠道，持续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生产属性则在于塑造东道国经济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方式，形成独特的出口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这三种属性在不同嵌入维度中发挥的影响有所不同，有些是外资企业的直接影响，有些是对内资企业的间接影响，有些是静态影响，有些是动态影响，并且不同维度的影响都是与中国相应产业政策互动下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家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互动发展方式，就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以产业集聚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即以集聚嵌入和低端嵌入作为发展基础，然后遵循价值链升级的典型发展路径。
从资本属性上看，外国直接投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因为改变了一国生产要素拥有量的存量而改变了要素流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改变了要素丰裕度的相对关系，但是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看，其并没有改变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最为基本的法则和逻辑，即国际分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比较优势原理。
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使得流动性强的优势要素能够跨境寻找流动性差的优势要素，从而在同一地理空间范围内实现优势要素的“强强联合”，通过这种方式对某种产品或产品的某个环节进行协作生产。开放之初，中国是劳动丰富的国家，这一优势要素为中国吸引了大量资本，以及资本所带来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中国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了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激发了国内潜在的生产能力。
具体而言，资本、知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解决了本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高级生产要素稀缺的问题，相比没有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情况，中国可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启动生产，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因此，从改变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视角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既存在规模效应也存在结构效应。毋庸置疑，外国直接投资激发了中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促进了中国出口增加值规模的提升，但就结构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