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与欧盟积极磋商筹备计划于9月举办的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背景下，8月上旬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议题，质疑中国市场开放度不足与中方巨额贸易顺有关，还表示双方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欧盟可能会采用近年被创设的贸易政策工具加以应对。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欧双边顺差不是我国政策目标，而是双方产业结构等客观环境变量作用结果，并督促欧方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减少贸易不平衡。回顾前些年围绕我国贸易顺差发生的争端摩擦，最近就欧盟高官言论引发的隔空对话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并派生一个问题：贸易失衡是否会重回国际对话热点？
近年我国贸易顺差确实有较大程度回升：如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比2019年翻倍至接近900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从2019年0.7%低位回升到2.3%。然而这是在疫情期全球贸易不平衡整体反弹背景下发生的，原因在于欧美等经济体危机期间面临供求失衡和通货膨胀，客观需要扩大进口填补供不应求缺口；我国特色抗疫和经济政策环境下供给受冲击较小而内需偏弱，顺势提供外部供给并推高顺差。前瞻下一步全球经贸形势，随后疫情时期经济常态化与通胀压力趋缓，主要经济体逆差有望收窄，进口走低客观上有利于我国顺差趋于收敛，对中外贸易失衡争议升级构成制约。不过我国亟需综合施策更有效地提振国内需求，避免顺差因内需不足被动增长，通过宏观经济再平衡消弭贸易失衡争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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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顺差回升及结构特点
疫情期我国经济增长特点之一，是出口高速增长迈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进口增幅显著低于出口，伴随贸易顺差大幅飙升。下图数据显示，我国货物出口2019年约2.48万亿美元，2022年跃升到3.55万亿美元，增幅达43.1%；据前7个月数据外推，估计今年出口会小幅回落到略低于3.5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从2019年近4070亿美元，飙升到2022年8430亿美元，增幅超过一倍，据前7个月数据外推今年或超9000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例，从2019年2.9%上升到2022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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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外部不平衡上升是全球性现象
分析我国近年顺差形势，首先要看到近年外部不平衡上升是全球性现象，我国顺差回升是全球阶段性对外平衡态势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期间全球经贸形势发生的总体重要变化之一，是全球外部不平衡水平改变金融危机以后趋势性回落走势转而出现显著反弹。下图依据IMF“对外部门报告（ESR）2023”数据，报告全球不平衡即各国顺差和逆差绝对值加总占世界GDP比例，2006-2008年达到5%以上峰值，在金融危机后持续趋势性回落，到2019年最低时下探2.9%低位，调减幅度在40%以上。过去三年疫情期该指标连续回升，到2022年达到约4%，比三年前回升三分之一左右。▲数据来源：IMF-ESR（2023），p.2，Fig. 1-1。促成近年转变的诸多因素中两方面变量较为重要。首先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作为百年未见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同时对各国供给和需求造成冲击，然而由于各国经济韧性及防控策略选择不同，特别是救助刺激政策侧重点不同，导致不同国家供求两方面所受冲击相对强度出现显著差异。在多数国家，供给条件相对需求所受实际冲击影响较大出现衰退式供不应求，也有国家供给能力相对需求受到较好维护面临衰退式供大于求，两类国家贸易在疫情期逆势增长，伴随顺差和逆差规模同时扩大。这一点在我国与美欧比较中表现得尤其突出。2020年初我国举国动员强势遏制策略较快控制住疫情传播，后来对疫情局部反弹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反危机经济政策资源较多用于扶持企业维持经营，对家庭直接补贴救助力度较小。我国政策组合比较有利于供给端企业正常运营，对消费需求复苏支持力度较小，宏观经济呈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态势。美西方国家疫情防控较早从遏制策略（containment strategy）转向与病毒共存的减缓策略（mitigation strategy），经济刺激措施规模空前并在向家庭个人直接发放救助金上力度较大，消费复苏显著超过供给能力派生总量供不应求态势。2022年初本文第一作者在题为“疫情期中美经济的镜像关系（财新网，2022年03月24日）”的演讲中讨论了两国经济走势五点反差，有一点是两国经济供求两端复苏程度呈明显反差。以工业生产作为供给端代表，中国经济复苏很快而美国明显滞后：左下图显示以2019年初为基期100，到2021年底我国工业生产指数上升到118.8。美国该指数到2021年底仅为98.8。然而以商品零售代表的需求侧复苏则是美国快而中国缓：下右图显示美国商品零售指数2021年底已增长到125.6，同期中国商品零售指数增长到114.3，显著慢于美国。由此决定“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与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外需变动反差”。美国贸易逆差扩大通过进口供给弥补国内供不应求缺口，如下左图显示美国2019年贸易逆差为5963亿美元，2021年上升到9159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显著增加，弥补了美国危机阶段国内供不应求巨大缺口，同时缓解了我国国内的需求不足矛盾，客观上产生了互利影响。促成近年全球范围外部失衡上升的第二组变量，是受到疫情冲击并叠加地缘政治紧张形势特别是俄乌冲突影响，国际市场上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近年不同程度大幅飙升，导致需要很多依赖进口这类需求弹性较小生活必需品国际贸易逆差不同程度上升，加剧了全球对外不平衡程度。从IMF今年ESR报告提供下图数据看，虽然价格存在波动，玉米、小麦等粮食品种价格上升六成到一倍之间，能源价格在2020年初大幅下跌后持续回升，到2022年年中达到疫情前的接近三倍，此后出现较大程度回落。▲数据来源：IMF-ESR（2023），p.2，Fig. 1.2 & Fig. 1.3.考虑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有望减缓和逐步消退，叠加紧缩政策对主要发达国家逆差影响，IMF最新版ESR报告预测全球外部不平衡程度今年有望回落到接近疫情前水平。不过2023年初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较去年底水平仍在扩大，今年全球外部不平衡能否有ESR报告预测的如此大幅度逆转，仍存在不确定性。03
我国对外顺差增长的具体成因
除导致全球外部不平衡普遍加剧因素影响，另有几点具体原因对我国近年顺差回升具有更为直接解释作用。一是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技术和产业结构快速演变，某些可贸易部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推高出口和顺差。近年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件等“新三样”出口爆发式增长是典型事例。下图数据显示，“新三样”出口总额从2019年不到22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207亿美元，三年新增规模近千亿美元。由于我国“新三样”进口如电动车相对出口较小，有的如光伏电池进口数量几乎可忽略不计，因而估计上述出口增量8-9成转化为近年的顺差增加。▲说明：2023年数根据前7个月数据线性推测。下表报告我国“新三样”出口到部分国家的分布情况，其中可见2022年出口到法国15.4亿美元，考虑同年中国对法国的货物顺差约为100亿美元，估计“新三样”顺差占我对法国顺差接近15%。▼我国向若干国家“新三样”出口金额（2022、百万美元、%）二是近年人民币对美元与欧元实际汇率较大幅贬值，对我国与美欧双边不平衡产生短期显著影响。下左图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从2022年3月6.3贬值到7.2，汇价大体与2008年初类似，贬值幅度约17.7%。近年我国一般物价低于美国，同时考虑名义汇率和物价差异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从2021年初128.7贬到2023年7月101.9，目前指数与2007年下半年接近，贬值幅度约为26.3%。对欧元也显著贬值：名义汇率从2022年4月7.1贬到今年7月7.9，幅度11.3%，实际汇率指数从135.5贬到114.2，贬值幅度18.6%。一国货币实际汇率变动通过改变该国可贸易部门对外竞争力影响贸易平衡。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和贸易平衡的弹性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别，弹性估计值分别为0.45、1.08、1.8甚至更高。2022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分别比2019年增长35%和83%，假如采用1.0弹性估计值，本币实际贬值或可解释疫情期对美顺差增加主要部分以及对欧盟顺差超过10%增长。三是美西方国家对我国高技术部门实施的诸多出口限制措施，抑制了本来可能对华出口的适销对路产品，人为加大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例如，由于美国出口管制，2022年我国从美国进口集成电路总额同比下跌23%。四是我国近年经济下行压力连带影响进口增长和顺差。2018年开始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显示总需求动能不足，疫情期三年平均增速约4.7%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宏观景气度持续偏低提示总需求偏弱。国内增长相对景气度主要通过抑制进口需求影响贸易平衡状态，假定过去三年总需求偏弱每年影响进口增速2个百分点，可能会对我国顺差增量带来20%以上的解释作用。04
应对贸易不平衡争议上升风险
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外部不平衡间歇性成为国际经贸政策热点议题，我国由于贸易顺差增长难免被卷入争议，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实施单边主义政策使得贸易不平衡一度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争议的焦点。近年疫情特殊环境下全球外部不平衡显著反弹，然而美欧等国迫于国内供不应求和通胀压力，一段时期内对其逆差上升采取了相对中性政策立场。然而随着近来通胀压力趋缓和增长优先度提升，对我逆差规模较大的主要经济体可能会重提贸易失衡议题。8月欧盟高官渲染我国顺差议题并质疑我国开放度，是上述可能变动趋势的前兆之一。不过观察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后疫情时期整体外部失衡自我收敛调节态势，有利于弱化国际经贸领域外部失衡争端增长风险。主要是美欧等主要经济体从早先过度扩张和通胀形势中逐步走出，加上俄乌冲突影响边际减弱，其国内过度支出调整会抑制外部逆差增长并带动全球不平衡回落。如果下一步全球整体失衡如国际机构预测得那样从高位回落，可能会从贸易伙伴国进口需求角度对我国顺差释放调整作用。这个调整过程抑制我国外需有不利影响，同时有助于缓解本文讨论的顺差较高引发失衡争议风险。上述两个方向因素作用孰大孰小，外部失衡风险争议演变前景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判断。我国近年外部顺差诸多原因之一，与一段时期以来持续存在的内需偏弱伴随“宏观低景气度”现象有关。今年我国经济呈现疫情后向常态化运行轨道回归态势，然而近来表现提示内需不足仍是增长短板所在。从前7个月数据观察，虽然出口增长随外部环境变化已然进入负值区间，然而由于与内需联系较紧的进口回落幅度较大，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不降反增。虽然我国外部平衡整体情形有待结合服务贸易和经常账户其它项目动态全面评估，然而不能排除出现全球不平衡回落背景下我国顺差调整滞后甚至逆势增长情形，这个可能情形会使我国在后续可能出现的贸易失衡争议中处于较为被动局面。基于本文观察情况，我国有效管理贸易平衡以及相关经贸关系可能争议风险，或需考虑采取几点应对措施。首先，要理性客观回应外方对我顺差回升的质疑。需指出疫情期全球范围外部不平衡上升特殊机制原因，介绍2023年版IMF《对外部门报告》有关2022年中国外部平衡状态“与中期基本面和合意政策大体一致”的判断，说明总量外部平衡大体合理前提下我国与某些贸易伙伴的双边不平衡由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有其现实合理性，更有说明力地阐述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的立场。其次，针对可能提出贸易失衡争议的主要贸易伙伴外部失衡具体情况更有效展开对话。例如美国近年对华逆差大幅增长，与其直达居民超常规模补贴刺激需求，导致其国内严重供不应求与通胀环境有关；另外美联储为控制通胀激进加息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显著贬值，也对双边不平衡产生影响。又如欧盟一些成员国外部失衡急剧扩大，主要由于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飙升所致，谋求绿色能源转型需从我国进口新能源汽车也有显著关系。另外美西方对我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也加剧了对华贸易逆差。最后，我国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强劲复苏同时调节外部不平衡矛盾。内需增长动能相对不足已成为多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较突出问题，客观上对近年外部顺差走高产生一定程度影响。今年IMF-ESR报告在肯定我国外部平衡状态大体合理同时，也指出202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与国内需求偏弱有关。目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形势特点和分析逻辑，罕见地同时聚焦扩大内需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这一形势下，需加大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逆周期宏观调控力度，同时下决心谋划必要的改革突破，从根本上激活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标本兼治宏观经济低景气偏度问题的同时，更主动更有力地回应外部对我顺差失衡的质疑以及增长见顶的误判。（2023年9月2日）注释：[1]“China: Economy Assessment. Overall Assessment: The external position in 2022 was broadly in line with the level implied by medium-term fundamentals and desirable policies”（IMF 2023: EXTERNAL SECTOR REPORT External Rebalancing in Turbulent Times, p.69）.作者：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李昕，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北师大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潘松李江，北大国发院博士后本文来源：网易财经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