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系统改革破解当前的经济困局
一、当前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来自多方面。不少问题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或暂时性的，更多的是战略性的、结构性的和制度性的。这些问题，有些与中美脱钩有关，也有些是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必然要面对的。综合起来看，当前主要问题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动能下降。对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失去了方向。所有可以找到的发展方向，我们都已经开发过了，都从物质上达到了或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但新的方向在哪里，政策向何处倾斜，主导性项目从哪里发掘，都是很现实的经济驱动问题。对企业来说，不知道做什么可以赚钱了。大量的创业者都是基于平台的业务性投资，而不是基于技术或产品的创新性投资。总的来说，投资和创业的空间正在迅速减少。
（二）传统的增长模式开始失效。过去的所谓“三驾马车”，都不仅从边际效率上达到了临界值，而且从数量上也有出现绝对拐头的迹象。中国既不能再靠投资拉动增长，也不能依靠外资和外贸提供增长动力，而消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
（三）人口危机使宏观经济走向严重的收敛阶段。一方面，出生率降低，导致因人口和人口预期相关的消费与投资明显萎缩，另一方面，人口的老龄化使人们过早进入防守型消费阶段。严重的人口危机可能导致经济规模的坍塌。各地已经出现通过吸引新增人口来维持经济活力和经济规模的现象。不少地方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又在出台放开落户的政策。这种现象表明，各地已经从抢人才转向了抢人口。
（四）国际市场的分化将会严重限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科技水平日益向前沿靠近，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主导国际市场的格局，原本是一个既定的发展方向。但这个方向至少有一部分被阻断了。这种阻断不仅存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存在于西方的供应链政策与市场政策。即使中国解决了各种“卡脖子”问题，中国所能获得的市场份额也将是有限的，未必能够完全通过国际市场来支撑必要的产能与技术的持续进步。
（五）地方债已经成了许多地区的发展绞索。原有的投资模式因此也似乎走到了尽头。同时，许多地区的财政能力已经到了日常运行都难以为继的地步，更无法支持由地方主导的新的发展项目。
（六）持续多年的城镇化效应已经开始失效。一方面，该进城的和愿进城的都已经进城，买得起房的都已经买房了。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劳动人口已经出现严重过剩。
（七）就业问题与人口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失业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全社会的巨大负担，而且也从多方面导致生育率进一步降低。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失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依靠消费带动经济的所有政策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
二、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中国已经无法用常规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了。任何局部的、现象化的和修修补补的政策措施都不会起到明显的作用。中国又到了需要一场系统而深入的改革，使发展的势头延续下去，使各种问题继续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的重要关口。
那么，中国经济的改革将从哪些方面入手？
首先，中国经济需要新的跨越性的战略定位。从纯粹的发展中国家向小康社会迈进，再从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发达经济体迈进，是我们原来设想和规划的路径。从逻辑上说，这种渐进式的阶段规划是合理的，既积极坚定，又现实稳妥。但渐进到一定程度后，客观上无处不在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会从各个方面暴露出来，不断积累，使我们不得不负重前行。这种重负到达一定的程度，很有可能把我们拖垮。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某种决断，通过跨越式改革，突破阶段性障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
其次，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从要素与技术推动式发展转变为目标驱动和制度驱动式发展。“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的技术性手段，而不是根本动力。只有人民的福利和幸福才是根本的动力所在。既然如此，就不应该简单地把人民的福利只当作奋斗的结果，而是要把它当作增长的动力和制订发展规划的直接依据。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就以发达国家的格局进行社会经济规划，并同时宣布，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建设期。这一规划的要点是五个方面：
1、确定中等发达阶段的具体领域、指标和目标，包括全民福利、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国防军事、国民素质、文化教育和自然环境等八个方面。
2、以提升全民福利及其目标为总纲，而不是以经济规模（GDP）为总纲，以八大领域的具体目标与措施为主干，制订社会发展规划和经济计划，通过强有力的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3、全民福利分为公共福利、报酬福利、财富促进、社会保障、素质提升和家庭健康等方面，分别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管理机制、资源渠道和社会服务来实现。但这六个方面的要素应当通过法制化方式加以促进和保障。
4、通过公共福利、研究规划、消费引导、资源调配等手段，开辟民众消费的新内容、新形式、新结构、新高度，增强消费的幸福水平，拓展新的消费空间。
5、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与质量考评机制，并近新的发展战略、目标规划和质量要求修订各级政府和官员考核指标与奖惩办法。
其三、通过制度设计，把全民福利的提高与全民奋斗精神结合起来，避免单纯福利主义或单纯重商主义的社会弊端，让劳动群体通过奋斗获取高福利，让弱势群体通过社会保障获得高福利。
当前的发达国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福利主导性国家，如西欧诸国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以福利社会的基本架构设计其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这些国家大多数有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人口优势或文化优势，另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国家，鼓励创新与创造，以国家竞争力为主导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控。福利主义社会和重商主义社会的制度导向、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竞争力状况都有明显的差别。福利国家已经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了四大问题：发展停滞、主权外移、结构性冲突加剧和意识形态僵化导致社会改革无法推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不可能走福利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放弃复兴、强大和奋斗这些基本的民族性与国策要素。放弃了这些要素，中国不仅会立即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而且也会立即失去外部竞争力和内部控制力，内部的混乱与外部的欺凌都会迅速到来。所以，中国必然会长期行驶在重商主义的道路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全民福利，以提高全民福利为手段激励和增强全社会的奋斗精神与发展动力。由此，我们可以把未来中国的社会特征定义为全民高福利的重商主义社会，这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其四，通过财政与央行相结合的复合联动机制，在允许适度通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地方债务和公共事业债务的定期注销机制，逐步释放财政活力，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性。在可控范围内放宽财政金融的管控尺度，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为主的管控思想转向积极调控经济发展与防控重大金融风险相结合的方针，把防控重大金融风险的对象下沉到各商业银行，而央行则以积极调控货币供给与债务水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提供充分的保障作用。
其五、建立以自谋职业、自主发展、社会技能培训和政策强力扶持的社会就业机制，避免就业过度集中化和导向单一化的现象。就业过度集中化和导向单一化是日本、韩国当前的就业状态，多数人依赖少数就业通道，使职业竞争激烈、职业风险承受力下降。这也是人口竞争低龄化、婚恋延迟、家庭观念日渐淡薄和生育消极化的重要原因。
在自谋职业、自主发展的总体原则下，大幅度降低全日制高校本科的录取规模，提高技术培训学校的数量和质量，强化技术等级资格管理，同时，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小企业用工等就业机制进行倾斜性扶持。通过文化塑造、示范引导、宣传推广和全国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评奖机制，大力提倡基于个人优势、基于乡土、基于特定需求、基于独特文化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运营创新。当然，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题材发掘和指导支持。要树立自主发展为主导，进机关和进大企业为辅助的就业观念，化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倾向。对自主创业者，除定期减免税收外，还可以提供场地支持、分阶段递减的资金支持（即提供无需归还，但逐渐减少的资金，以帮助创业者在合理期限内实现自立）和对口技术指导等服务。
这种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就会降低民众对高学历的需求，降低早期教育的压力与成本，从而降低对整个生育过程的成本预期与压力，使国民教育和职业从集约化畸变走向正常的集约与分散相结合、精英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整体格局。
其五，制订有效的生育管理政策体系。东亚各国出现的生育率降低现象，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文化和职业体系严重冲击的结果。这种冲击的核心要素有三点：家族体系崩溃、女性社会化和高成本的人口竞争。家族体系的崩溃，使家族传承纽带断裂，个体摆脱家族束缚，个人可以在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做无障碍的选择。女性社会化，包括妇女独立甚至女权主义的观念盛行、女性经济独立、社交独立并复杂化、以家族为纽带的价值观的消失等。儒家文化虽然受到严重的冲击，但也并未完全消失。所以，一方面很多人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但另一方面，如果生育了，仍然希望孩子们成龙成凤，出人投地，“赢在起跑线上”。
对中国来说，虽然当前的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即便每年新生儿数量只有几百万，也仍然比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多。但这不是对人口问题漫不经心的理由。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会成为未来人口的巨大负担，未来人口减少了，每个人背负的老年人赡养责任就会非常重。年轻人负担不起或不愿负担，就可能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上面谈到的三大问题现在仍然处于暴发的初期，如不及时控制住，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育坍塌。当前已然难以挽回，再拖延下去，很可能会完全失控。
如何是好？大幅度提高婚育者保障程度，降低生育周期内的综合成本，增强标准家庭的幸福指数。可以允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家族认同的相关仪式、活动和民间习俗。家族观念和家庭纽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石。当家族文化与家族观念完全消失的时候，中国文化也就断裂了，中国社会管理的传统法则也就自然失效了。
在提高生育保障与待遇的同时，要适当增加独身和非生育者的社会成本分担份额，包括提高社保缴费比率、降低养老金标准、增加遗产税、预收老年护理费等。当然，这些提高社会成本分担份额的措施，要把握好力度与强度。
另一项亟需改革的制度是女性退休年龄规定。随着女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有必要推迟女性退休的时间，使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