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 | 宏观经济学家的双重角色：科学家与工程师
N. 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 1958- ），美国经济学家。29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非营利性智囊团——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属的货币经济计划部主任，还被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曼昆同时还供职于ETS考试研发委员会下的经济学高阶水平考试委员会和NBER商业周期委员会。
经济学家们喜欢摆出一副科学研究者的模样，对此我心知肚明，因为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干。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很刻意地把经济学描述成一门科学，以免学生们在开课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不切实际的文科。在大学里，物理系的老师们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喜欢拿自己的学科和他们攀亲，我们会及时提醒大家，经济学家们在用精确的数学来构造理论，收集庞大的个体和总体行为的数据，并采用最高深的统计技巧，来获取不受偏见和意识形态干扰的实证结论，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期盼的。
当美国经济在挣扎着摆脱衰退的时候，我去华盛顿担任了两年的政府经济顾问。在那之后，我意识到宏观经济学这个分支与其说是天生的科学，不如说是某种应用工程。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们派到地球上来，并不是让他们去构想和检验精美的理论，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他扔给我们的问题绝非小事。催生宏观经济学的大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降低，失业迅速蔓延，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都受到了置疑。
本文将总结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简史，并对已有的成就进行评价。我的观点是，这个领域的发展应归功于两类宏观经济学家——其中一类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应用工程，另一类则更倾向于科学。工程师们最关注的事情是解决问题，而科学家们的目标则是阐明世界的运作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研究重点也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摇摆。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主要是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则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开发分析工具和建立理论原则上。不过，这些工具和原则在应用方面并没有突出表现。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科学家与工程师这两派的观点不断交锋，有时能给整个学科的进步带来益处，有时也令人失望。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和工程这两个部分现存的巨大鸿沟，对所有从业者而言都应该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需要首先申明：本文讲述的并不是一个谁好谁坏的故事，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代表更高尚的品行；这也不是一个关于深刻的思想家与浅薄的操作工的故事，科学家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缺乏经验，而工程师们在讨论研究课题方面同样不在行。在这两个领域，最尖端的课题都是极难的，具有同样的智力挑战度。
我们所在的世界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工程师，因此这两个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家都必不可少。但我想，假如这个行业的研究者们能记住自己学科的双重角色，那将有助于该学科实现更加平稳而丰富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宏观经济学”第一次出现在学术文献中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然，它所研究的诸多对象，包括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商业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很早以前就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了。例如，大卫•休谟在18世纪就描述过货币注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多方面与当代货币学家或中央银行家的论述非常接近（David Hume，1752）。1927年，阿瑟•庇古（Arthur Pigou）发表了一本名为《工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的著作，试图对商业周期给出解释。然而，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显著而活跃的学术领域的崛起，还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危机比什么都更能吸引思想界的关注。
大萧条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真实GDP比1929年下跌了31%。与这次海啸相比，美国后来的所有经济波动都不过是平凡的涟漪。那个时期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例如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等，都曾在自传或文章里承认，大萧条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关键历史事件（Breit and Hirsch，2004）。
凯恩斯的《通论》是探讨当时形势的学术焦点，上述的五位诺贝尔奖得主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给与了确认。托宾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哈佛求学，他报告了那里的反应：“资深教员们大多抱有敌意……而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则对凯恩斯的书趋之若鹜。”与通常一样，面对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老年人显得更有远见。凯恩斯与马歇尔并列，成为30年代经济学期刊中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他在40年代排名第二，仅次于希克斯（Quandt，1976）。这一影响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在他去世的20年之后，自1966到1986年，凯恩斯的引用率还排名第14位（Garfield，1990）。
凯恩斯革命不光席卷了经济学研究，还影响到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材《经济学》是在1948年初版的，其内容反映了他希望对普通读者传达的有关经济学的专业信息。今天我们对初学者讲经济学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无疑是核心，而在萨缪尔森那本厚达608页的教材中，直到第447页才首次出现。该书上来就是宏观经济学，集中介绍了财政政策乘数、勤俭的悖论等概念。作者在第253页写道：“这些分析主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今已成为普遍的原则，被越来越多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一位现代经济学家在读《通论》的时候，感觉将是既兴奋又沮丧。一方面，该书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看似宏大无比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尽管该书的分析非常广泛，但在逻辑上却似乎不完整，未完成的线索太多。读者难免会留下疑问：要把所有这些论述串联起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模型？
《通论》发表不久，整整一代宏观经济学家便试图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把凯恩斯的伟大思想转化成一个更简化、更具体的模型。最早和最有影响的尝试是时年33岁的约翰•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John Hicks，1937），而26岁的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则发展和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模型。直到今天，IS-LM模型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用以解释凯恩斯思想的工具。某些凯恩斯主义者批评说，IS-LM模型过分简化了《通论》中表达的见解，这样的批评在某些程度上确有道理。但模型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原本很难把握的长篇大论进行简化，而简化和过分简化的边界实在难以划清。
希克斯和莫迪格利亚尼这些理论家在发展适合教学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而克莱因等计量学家则在开发可以用于数据检验和政策分析的更实用的模型。逐渐的，希望变得更加现实，这些模型越来越大，容纳了数以百计的变量和方程。到60年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模型，每个都有当时某位最权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参与，例如，与克莱因有关的沃顿模型（Wharton Model），与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有关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 model），与阿尔贝托•安多（Albert Ando）和莫迪格利亚尼有关的MPS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odel）。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被美联储采用了很多年，后来在其基础上又开发出了FRB/US模型（FRB/US model），并沿用至今。
尽管这些模型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彼此间的相似点还是主流。它们在本质上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结构，其构造者心目中都有着同样的简单模型，与今天本科生课程上讲述的并无二致：IS曲线反映着财政状况、财政政策与GDP构成的关系，LM曲线反映着货币供求，决定利率水平，然后用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价格水平如何随经济发生变化。
在科学理论的贡献方面，《通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引发的革命吸引了当时许多杰出的学者，而这些人的非凡贡献为人们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开辟了新的思路。对此，萨缪尔森后来作了一个精练的总结（Samuelson，1988）：“凯恩斯主义革命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中最重大的事件。”与他一个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有同感。
然而，凯恩斯革命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科学研究上的进步，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追随他的理论家们都有着工程师式的情结。他们是被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鼓动起来的，一旦开发出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付诸应用。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一直深入参与着政策建议实践。美国的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同样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都曾在60年代从学术生涯中脱身，服务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法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共识。
新古典主义（The New Classicals）
到60年代晚期，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痕，分歧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瓦解，并损害了人们对原有计量模型的信心。此时，关于经济活动的更传统的观点正卷土重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波浪潮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早期关于永久收入的研究（Friedman，1957）与货币和商业周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包含着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它在某些方面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核心——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石。假如像弗里德曼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水平的影响就会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所迷信的要小很多。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J. Schwartz）于1963年发表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则更直接地分析了商业周期问题，也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共识的根基。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体本身是很不稳定的，会经常受到投资者的“动物精神”的冲击。而弗里德曼和舒尔茨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在私人部门，而在于货币政策的失当。他们的意思是，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按照很简单的原则办事，不给经济活动制造麻烦，就很好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建议在今天没有太多追随者，却是通胀目标制的雏形，被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广泛采用。
弗里德曼在1968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辞，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Phelps，1968）都注意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型最薄弱的链条：描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反向变动的菲利普斯曲线。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的研究开始（Samuelson和Solow，1960），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便已进入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模式中，尽管这并非凯恩斯本人的理解。萨缪尔森和索洛非常清楚该曲线的弱点，因此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补充说明，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反向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内并不相同。可是，后来的研究者把这些告诫完全抛掉了。菲利普斯曲线为完善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捷径，解决了价格为什么不能实现市场出清和如何进行长期调整的棘手课题。
弗里德曼则指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在长期并不存在，基本经济规律将发挥作用，货币会成为核心。上面那种反向替换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经常是无法预测的，意外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失业水平。弗里德曼把这种特殊作用机制称为工人的货币幻觉。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弗里德曼把预期的影响作为核心因素考虑进来是更重要的贡献。
于是，这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波浪潮——理性预期革命——铺平了道路。在一系列重要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例如，有篇文章（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Lucas，1976）指出，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的影响，因此对政策分析毫无帮助，假如政府推行另外一套政策，那些模型所预测的实证数据关系就会崩溃。卢卡斯还提出了一套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基础上的商业周期理论（Lucas，1973），按照这样的模型，货币政策只有在出乎人们预料、并使他们对相对价格水平判断不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巴罗后来证明，这个模型得到了美国的历史数据的验证（Barro，1977）。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 and Wallace，1975）则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含义：既然不可能系统地欺骗有理性的人，那么致力于稳定经济体系的货币政策注定要失败。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波浪潮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如，Kydland和Prescott，1982；Long和Plosser，1983）。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相似，这些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价格会迅速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的假设之上——也是它们和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但与前辈不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的时候完全忽略了货币政策的影响，不管人们是否能够预期。他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技术因素的随机冲击，以及这些冲击引致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时期替代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三波冲击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严格，也更多结合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伊一般均衡理论的特例，这正是该理论最大的卖点。逐渐的，这个研究的支持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假设（即商业周期是由于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的冲击所导致的），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今天，许多来自新古典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会很乐意接受凯恩斯主义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只要这一假设所在的模型认为，经济个体有理性和前瞻性即可。由于重点的转向，术语也出现了更新，这类研究经常会贴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0世纪70~80年代，当新古典主义的三次浪潮接踵而至的时候，它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把过去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方面都彻底淘汰。在一篇名为《凯恩斯主义之后的宏观经济学》的文章里，萨金特和卢卡斯这样写道（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Sargent和Lucas，1979），“在政策建议上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与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相比，乃至与外行人的建议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并不具备更牢固的科学基础。”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但他们也很清楚，当时的新古典学派还没有勾画出可以呈现给决策者的替代品：“我们认为，在目前最好的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发展出更好的、可望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实际作用的新模型。”他们还斗胆预言，“如果幸运的话，在10年之内”这样的模型有希望成为现实。在后面我会讲到，这一预测是否真的如其所愿。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新古典运动的参与者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志向，也很为已有的成就感觉自豪。在1980年发表的名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终结》（The Death of Keynesian Economics）的文章里，卢卡斯做了更直白的评论：“在40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家中，已经没有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称为‘凯恩斯主义’了，把某人列入‘凯恩斯主义者’甚至会招来抗议。在研讨会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往往引不起听众的严肃兴趣，大家会交头接耳地开始说笑。”然而，就在卢卡斯给凯恩斯主义说风凉话的时候，“新凯恩斯主义”已蓄势待发。
新凯恩斯主义（The New Keynesians）
被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吸引过来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被微观基础的问题所困扰，克莱因在1946年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文章之一），他是这样起头的：“许多新兴的经济模型、特别是商业周期理论，都没有紧密涉及个体家庭和企业的行为，然而，这些当事人的行为绝对是所有经济模型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派的。我们都给学生们上关于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之类的课。那么，该如何综合这两种观察经济的视角呢？一种的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另一种则是凯恩斯关于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缺陷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兴起以来，这一直是个深刻而恼人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例如萨缪尔森、莫迪格利亚尼和托宾，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所谓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协调了上述矛盾。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在长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看不见的手却会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失效。时间长短之所以有影响，原因在于某些物品的价格（特别是劳动力的价格）调整速度比较慢。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现实经济会逐渐实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均衡，但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却更好地描述了短期的经济状况，因此，价格水平可以合理地认为是预先给定的。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逻辑上是连贯的，但还是有含糊和不完整的地方。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缺陷的态度是拒绝综合，另起炉灶，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中还有很多值得坚持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不完美的妥协给出更精确的解释。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就像40年代建成的房子：新古典派看到了它过时的一面，认为应该拆除；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非常欣赏过去的工艺，希望通过大修来重现其风采。
能准确判定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批研究（Barro和Grossman，1971；Malinvaud，1977）是针对一般不均衡问题的（general disequilibrium）。这些理论试图把工资和价格水平作为给定条件来对待，利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工具来解释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状况。其重点在于，一个市场不能实现出清将如何影响相关市场上的供求。根据这些理论，现实经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状态，具体的位置取决于哪些市场上供给过剩，哪些市场上需求过剩。最有趣的一种状态——也是最符合经济衰退的状态——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状态，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供给过剩。在这种状态下，由于劳动力需求太低，无法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就会上升；而劳动力需求少，则是因为企业在现行产品价格水平上无法售出自己期望的产品；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则是由于许多消费者都处在失业状态。也就是说，衰退和萧条源自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因此对需求的刺激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批研究致力于探讨在没有市场出清的假设下如何考虑理性预期的影响。可以说，这些研究乃是回应萨金特与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的判断，它们指出，尽管有理性预期的影响，但系统的货币政策还是有助于稳定经济（Fischer，1977）。在某些程度上，研究的动机是希望建立动态的通货膨胀实证模型（Taylor, 1980）。但这些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所假定的劳动合同的形式尽管从实证来说是合理的，却与微观经济学的原则难以相容。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主要建立在工资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假定之上，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三批研究便希望对此给出说明。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企业在改变产品价格的时候有“菜单成本”；企业付给员工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效率工资”，以刺激员工的生产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制定者不具备完全理性，等。有学者指出（Mankiw，1985；Akerlof 和Yellen，1985），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对价格调整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有很大偏差，因此存在价格粘性的均衡对私人来说可以是理性的（或接近理性的），而对社会来说则成本高昂。另有研究指出（Blanchard和Kiyotaki，1987），私人和社会激励之间存在偏差，部分是因为总需求的外部效应：一家企业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真实货币余额，刺激对所有企业产品的需求。还有人（Ball和Romer，1990）认为，在真实价格粘性和名义价格粘性之间有强烈的互补性，因此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举措都会加剧名义价格的粘性。
现在回想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若干贡献之间的关联度和互补性比当时看起来要强得多，即便对研究者本人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很容易看出早期关于一般不均衡的研究走入了死胡同，它以给定价格作为前提假设，埋下了自身的隐患。今天这些研究也的确没有人关心了。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还在逐渐演进，人们仍然在思考，当价格没有迅速调节供需平衡的时候经济体将如何运作。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却很少人注意到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第三次浪潮视为重建第一次浪潮已经强调过的“凯恩斯状态”的核心。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它们制定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因此总希望在现有价格水平上卖出更多的产品。这样，如果所有企业都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产品市场通常就会处在过度供给状态。关于产品市场的这个理论经常还可以和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理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相结合，于是，凯恩斯主义的普遍供给过剩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可能出现的状况之一，而是通常的状况。
在我看来，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三次浪潮对微观经济学进行了合理的补充，有助于解释看不见的手与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调之间的矛盾，让我们可以明白，当存在价格粘性、理性预期、价格制定者的激励机制的时候，市场将如何发挥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鉴于本人也是参与者之一，这样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些研究并没有掀起新一轮革命，本来也没有打算如此。相反，当时的方向是反革命的：目标是保卫在新古典经济学攻击之下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理论。
那么，这些研究在工程应用方面成功吗？是否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了更有利于调节商业周期的政策？对此我的底气就要差很多了，原因稍后再说。
但很显然，与新古典主义的学者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气质上更倾向于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至少就我所知，在新古典派的阵营中，还没有哪位大师离开学术圈、去公共政策领域担任过重要职务。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者就如同早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有许多人愿意离开象牙塔几年时间，去华盛顿服务。这里面包括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约翰•泰勒（John Taylor）、理查德•克拉利达（Richard Clarida）、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以及我本人。前四位经济学家是在克林顿时期参与执政的，后四位是在布什时期。因此，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左倾或者右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纯科学家与经济工程师的分野。
地位下降与相互挖苦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但有必要指出，这方面的话题在过去的90年代吸引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在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