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呈现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核心观点

当前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呈三大变化，造成变化的长期因素在于私人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高净值人群全球配置资源需求及国别意识减弱；短期因素在于后进财富管理中心出台了有针对性的鼓励和优惠政策。

张丽平 邵弋

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新变化

首先，格局上新兴财富管理中心赶超之势明显。从发展的时间跨度来看，英国、瑞士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传统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其中，英国脱胎于17、18世纪远洋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瑞士主要得益于其中立国身份，在欧洲大陆多次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全球大量财富。2020年瑞士、英国管理的财富规模分别为2.62万亿、2.08万亿美元，依然位列全球第一、二位，但新加坡、阿联酋（迪拜）、卢森堡等新兴财富管理中心的崛起已对这些老牌中心构成威胁。一方面，英国和瑞士的优势开始减弱。英国脱欧后财富管理规模一度下滑，且目前面临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严峻经济形势，未来作为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实力有继续下降趋势。2009、2013年，因美国政府审查，瑞士数家银行被迫向其提供部分客户资料，引发国际上对瑞士财富管理安全性和隐私性的质疑，导致瑞士财富管理规模一度出现波动。另一方面，新加坡、阿联酋和卢森堡凭借各种优惠政策，汇集全球优质人才和财富，在全球财富管理方面后发优势明显。据德勤《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排名》数据，2016至2020年，上述三地财富管理规模年均增速分别为12.79%、13.84%、15.89%，远高于瑞士的6.40%和英国的4.16%。

其次，地域分布上离岸化趋势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更加重视对离岸资源的利用。根据德勤报告，2020年财富拥有者海外管理的资产平均增长10.6%，大大高于2017至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4.8%）。以新加坡为例，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资产管理调查》数据，2021年新加坡管理的约4万亿美元资产中78%来源于新加坡之外，90%投资于新加坡之外。

最后，业务上更加注重定制化。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定制化发展主要源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促进。在需求端，投资者和高净值人群对定制化服务接受程度高。英国数据公司路孚特2022年调查显示，35-54岁的受访投资者中51%愿意为个性化服务支付更多费用，上述比例在高净值人群中更高。高净值人群的需求主要包括：实现财富持续增长，更好分散风险；接受更高端医疗服务；下一代接受更好精英教育等。在供给端，财富管理行业也意识到定制化的重要性，2019年福布斯调查显示，82%的受访全球财富管理机构高管认为定制化和个性化是财富管理成功的关键。目前财富管理的定制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业务内容上，除提供最初的投资建议、遗产规划、会计、退休和税务服务等资产管理类服务外，还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高端差旅、私人医疗、子女精英教育等生活服务。二是业务载体上，除私人银行外，近年来还兴起了家族办公室等与客户联系更紧密，更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新型财富管理业务载体。以卢森堡为例，据其家族办公室俱乐部统计，截至2022年末，卢森堡已设立2289个家族办公室。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助推财富管理业务的定制化，如财富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已开发名为Next Best Act ion（NBA）的个性化财富管理建议生成系统，并在两个月内使用超过1100万次。

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就长期因素而言，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发展和变化离不开上世纪70年代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这一时代大背景。在这一大背景下，一方面私人财富迅速累积。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中，美、英、德、日等10个有连续数据的国家，2021年私人财富总额分别是1970年、1980年的7.08倍、4.65倍。根据瑞士信贷研究院《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私人财富总额已达463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全球GDP的5倍左右。在此背景下，以财富保值、增值、传承为最初目的的财富管理业务迅速发展，陆续出现一系列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发展，跨国公司生产、收入、资金来源多国化明显，国别属性减弱。与此相伴，企业家和高管等高净值人群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国别意识有减弱趋势，在全球寻找地区以满足其新需求。部分地区可较好满足高净值人群上述需求，吸引大量移民、投资，一跃成为国际离岸财富中心。据阿联酋咨询公司Ascent Par tner s的材料显示，迪拜的全球资产配置便利，是其吸引全球高净值人群投资、移民的最大亮点。

就短期因素而言，新加坡、阿联酋、卢森堡等国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形成吸引全球财富的“引力”。作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新加坡拥有非常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包括资金筹措、全球投资、司法仲裁、会计审计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新加坡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在17%的公司税率基础上，初创公司前3年可免税，后续扩大再生产可参与“发展与扩张优惠计划”，享受5%至10%的低税率。二是强化隐私保护。新加坡创立伞状的可变资本公司架构，最大限度保护出资人隐私。根据规定，母基金无需公开其财报和股东信息；子基金各自清算且有权独立发行、赎回股份。三是加强国家间信息交换，提高财富跨境管理能力。新加坡的财富90%投资于本土以外。与此相适应，新加坡除重视国家间监管合作外，还与12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信息自动交换机制（AEOI）。上述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新加坡资产管理调查2021》，新加坡财富管理规模2021年约5万亿美元，相比2000年增长约20倍。2017版路线图将“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作为首要定位；2022版则进一步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作为要强化的重点方向。

阿联酋则将财富管理设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四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于2004年颁布第8号联邦法，确定设立相对独立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DIFC的独立性体现在三点上：一是法律体系独立，在民商法领域适用普通法，并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阿联酋的法律体系禁止金融交易涉及不确定性，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客观上不利于金融发展。二是财务、行政相对独立，自设金融管理局和金融服务局。除最高层级管理者由酋长指派外，这些机构遵从国际惯例，在全球公开招聘顶尖专业化管理和运营人才。三是DIFC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可以不用像在辖区外那样，被要求引入当地人作为股东，被限制开展再保险业务和禁止开展存款业务。这些政策不但吸引了大量中东地区高净值人群及其财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将其全球私人财富管理业务集中到迪拜。据全球最大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 ey·Par tner s估算，阿联酋是全球2022年最大的高净值人群净流入地，预计全年净流入4000人。

卢森堡财富管理促进政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低税负。卢森堡是欧洲综合税率最低的国家，2018年为20.5%。在此基础上，卢森堡又对专业财富管理公司给予了免缴公司税、市政营业税、资产税等优惠。二是加强财富管理机构管理，促进其提高服务质量。卢森堡2012年便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士才可从事财富管理业务。同时要求财富管理机构提高收费透明度，且务必对客户数据保密。卢森堡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高净值人群财富。据卢森堡金融推广局数据，2018年卢森堡资产管理资金中56%来源于资产超过2000万欧元的超高净值客户。

值得注意的是，高净值人群中也不乏希望通过财富管理洗钱、逃税、规避监管等不良动机。2022年3月，七国集团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阿联酋列入需要加强监控的司法管辖区名单（俗称“灰名单”），理由是其接收大量国际财富但反洗钱机制存在重大漏洞。

2022年以来，紧张的地缘政治和激烈的局部战争形成了导致部分国家财富流出的“斥力”，推动全球财富进一步向政治稳定的少数财富管理中心汇聚。据全球最大的移民咨询公司Henl ey·Par tner s估算，2022年深陷乌克兰危机的乌克兰、俄罗斯两国，流出的高净值人群占当地全部高净值人群比例分列全球第一、二位，分别为42%、15%。

主要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是做大做强财富管理业务，助力我国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对后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财富管理是重要抓手。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青岛等6城均有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相关规划，力量过于分散。为增强政策的综合推动能力，建议在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并制定提高我国财富管理竞争力的税收、司法仲裁、财富跨境管理等方面政策举措。

二是结合国情依托在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离岸财富管理业务。虽然当前全球财富管理的离岸化趋势明显，但国内高净值人群数量迅速增多、居民财富快速积累，是我国财富管理发展最根本的优势，因此我国全球财富中心建设宜采取在岸和离岸并重的模式，即依托国内高净值客群的同时，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海外高净值客群。根据Henl ey·Par tner s数据，2011至2021年我国高净值人数数量累计增长88%，已超过80万人，位居全球第二，预计未来10年将累计增长50%。

三是不断提升中资金融机构海外财富管理能力和国际化水平。目前，中资金融机构海外财富管理能力相对较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力量配置不够以及国内外财富管理服务内容和方式差异较大。按资产管理规模计，招行、中行、工行、建行、农行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富管理第一梯队，但其境外作为财富管理业务载体的私人银行数量之和不足20个，境外财富管理力量严重不足。国内财富管理以产品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为主，与国外机构定制化综合性服务有较大差距。为此，建议鼓励大型中资银行充分发挥香港领先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优势。利用市场化手段在全球招募财富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和顶尖管理团队。加大对海外财富管理的资源配置。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综合财富管理能力。

四是重点关注高净值人群财富走向和移民倾向。高净值人群投资、移民是财富向财富管理中心汇聚的重要渠道。综合考虑各财富管理中心家族办公室和投资移民政策，宜将家庭资产5亿元人民币以上、拥有较高企业家素质的人群纳入关注范畴。通过进一步丰富国内投资标的，提高资产跨境配置便利化，在信托回归本源业务基础上大力发展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提高我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持续增长和传承预期，降低其境外投资、移民意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体系。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