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新秩序系列（一）：产业链转移，缘起与重启

（报告作者：民生证券分析师 牟一凌、王况炜、纪博文）

从二战后到今天，全球发生过三次产业链转移。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国家总是稳定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而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

1 三次产业链的转移：欧美→日本→东亚→中国

1.1 关键的时间节点：1990 年全球化加速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

从 1960 年至今的六十余年中，全球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分工也更加地细致化。以世界银行的“全球贸易占 GDP”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全球贸易的发展程度，最高点在 2008 年（61%），相较数据起点的1960 年提升了整整 37 个百分点，相当于贸易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在 48 年的时间里翻倍有余。

对这种“翻倍”贡献最大的时间段是 1990 年至金融危机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时间节点是 1990 年和 2001 年，从这两个时间节点开始，全球化进程相较此前的一段时间明显加速，尽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事件性因素是 1989 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这一事件被认为加速了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贸易壁垒的进一步打破；而 2001 年则与中国密切相关，在经历了长达 6 年多的谈判后中国在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了 WTO，在谈判过程中中国逐步放开了市场准入，取消了许多对外国企业的限制和管制措施，这也为中国加入 WTO 后迸发出的制造业实力奠定了一定基础。

当然，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坎坷，在 1980 年代，全球化进程在震荡中倒退， 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有些许类似，两段时间的共通点都在于一个单一 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崛起，并引致了贸易逆差国家对其主动发起的贸易争端，这也 为后续的产业链转移埋下了伏笔。

1.2 产业链转移：制造业不断迁移，但资源总是稳定

将 1990 年和 2001 年作为两个关键节点，我们可以将全球的产业链分工分为 大致的三个阶段，为了简单地概述每个阶段中，各个国家或地区扮演了怎样的角 色，我们简单地根据 SITC 分类将 11 个大类产品分为资源（包括第 2 类：原材料； 第 3 类 燃料）、中间品（包括第 5 类：化学产品；第 6 类：材料制造）、资本品 （第 7 大类中的 71-74 小类）和最终消费品（包括第 7 大类中的 75-77 小类和第 8 大类：其他制品）1，为简化这一系统，与农产品和服务消费相关的大类暂不纳 入考虑。完成上述四个大类的分类之后，即可观察各个国家从 1962 年到 2020 年以来在四大分类产品上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的份额大小，以此来描述它们在 世界分工体系中作为生产者身份的转变。

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

1962 年时，美国、德国、日本是最大的三个净出口国，而在此后的接近 30 年时间里，美国、德国、英国的份额逐渐被位于中间的日本所占据，到 1984 年时，日本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总和达到历史最高点 43%，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巨头”；但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开始重演上一个时期日本蚕食其他发达国家份额的故事，1982 年开始，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净出口份额也开始快速增长；1990年代开启，中国和东南亚、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也进入了“分羹者”的序列；当然，更重要的变化还是在 21 世纪初始，中国在获准加入 WTO 的次年 2002 年即实现了净出口份额相对于日本的反超，成为了全球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这一份额在此后逐年抬升并于 2015 年达到最高点 63%。

相对而言，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一些，这种稳定 一方面体现在参与的“玩家”较少，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产业链转移发生得比最终 消费品的转移慢。在 1962 年至 2020 年中，资本品净出口份额达到过 1%以上的 国家如下图所示，数量明显少于上图中的最终消费品主要净出口国，且集中在欧 美以及亚洲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破局者”在 2001 年之后快速抢占份额，截 至 2020 年，中国、日本、德国三足鼎立。

不论制造业的范畴内净出口者的身份如何转变，稳定性最强的是上游的资源 部门，净出口者在 1962 年至 2020 年的近 60 年间总是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 在原材料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巴西、秘鲁等国家。在能源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也集中 在中东地区、俄罗斯、北美地区。

2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

2.1 水向低处流，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产业链转移、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的生产边界扩张，从消费端来理解这一结果，则是从全球来看生活水平在普遍地提高，以通胀调整和生活成本调整后的全球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PPP ）来看，从 1950 年到 2019 年全球平均的生活水准和中位数的生活水准都在提升，尤其是在 2001 年之后提升速率加速，这一时点也是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时点，这至少说明产业链转移能够在不损害原制造国居民的同时显著地提升转移目的地的居民的生活水准，进而提高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同时，制造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链的又一次转移，换言 之，资本总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处流动，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其他要素成本”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成本。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崛起 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日本的工资相对欧美较低，同时全球范围内能够与日本有相似 劳动力素质的国家寥寥；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也能够验证接下来的两次产业链转 移，背后都有劳动力成本的驱动：例如当进入 1980 年代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 也上升到较高水平，和此前向它转移的老牌制造国——德国的人均 GDP 靠拢， 于是最终消费品的制造就开始向后来的“亚洲四小龙”转移；这个转移过程没有 持续太长时间，到了 1990 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 于是产业链开始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和拉美。

当然，制造业的迁移不仅仅以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低位为标准，而是在保证同 等或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寻找更低的成本。

在第一个转移的阶段：日本不仅相对 当时的最大净出口国美国劳动者素质更高，同时以人均 GDP（PPP）衡量的劳动 力成本仅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并且在 1970-1980 年的 10 年之中，许多成熟制造 业国家劳动力素质甚至还出现了明显的降低，而日本的劳动者素质却逆势上涨；

在第二个转移的阶段：在提供与日本相接近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东亚的新加坡、 韩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当然这种成本优势并不如上一次的日本那么显著，因 此产业链的转移也不如上一次那么彻底；

到了第三个阶段，21 世纪后中国的“横 空出世”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新变局：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 多让的劳动者素质、在发展中国家中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拥有了 比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的日本还要更强的吸引力，于是我们也看到在此后的20年 里，中国不断承接着全球转移过来的产能。

图18：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中，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接近日本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体现出了一定的成本优势

图19：第三次产业链转移中，中国大陆凭借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遑多让的劳动者素质、在发展中 国家中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比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的日本还要更强的吸引力

2.2 产业链转移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更迭

在 1962 年的产业链转移中，只有日本和中国实现过在其份额第一的贸易领域“一家独大”，具体而言就是指在日本和中国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的时候，也拉开了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最终消费品和原材料制造上：

在 1984 年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43%）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意大利的 2.55 倍；在 2015 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了第二名中国台湾的 9.58 倍；在 1976 年日本的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达到全球第一（40%）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德国的 2.8 倍；就中国而言，2020 年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雄踞全球第一（54%），达到第二名俄罗斯的 10.5 倍。因此，实际上能够在“世界工厂”这一定义下与中国类比的，从1962 年以来，只有日本。

日本的制造业在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崛起乃至最终坐上“世界工厂”交椅，背后反映的是两极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美国）产生了符合双方诉求的合作关系。简而言之，二战之后，处于美苏冷战中的美国需要培养稳定的供应链及盟友，因此，美国正好利用其盟国身份对战败国日本的影响力，通过经济援助2、政治援助3使日本快速成长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在此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日本也顺利完成了作为美军亚洲主要后勤基地的任务；对日本而言，它获得的则是经济的快速增长，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日本的 GDP 以每年 5%-15%的速度增长，在 1970 年代超过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主导了全球的汽车、家电、钢铁和造船产业。

以这一思路不难理解第二次产业链转移的发生是源于世界秩序再次发生转变： 日-美的贸易裂痕和冷战的终结。

在二战后至 195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不 断发展和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逐渐扩大，此时日、 美仍然维持着“完美的合作”，然而进入 1970 年代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 美国发现其对日本的贸易顺差转为了逆差，日本制造业的崛起使美国制造业初次 面临了“空心化”，而这一逆差不断扩大，到了 1980 年达到了 120 亿美元，两国 的贸易关系出现了裂痕。

尽管在后来的十年中，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往往 以日本方面的退让而暂时平息，但修修补补的裂痕只待最后一次冲击，到了 1989 年底开始的“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至此，日美两国最初的 羁绊被彻底打破，产业链开始沿着成本路径从日本转移至其他的新兴国家。但正 如上文中所述，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从劳动力供给上来看，并没有一 个国家具备完全承接日本产业链的能力，因此这一过程较为缓慢，且因为没有战 略意图下的扶持，所以无法与二战后的日本相比拟。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从两极角力走向多极化发展，这一环境给了全球 各国和地区以自身禀赋进行产业链竞争的环境，第三次产业链转移发生，中国接 过“世界工厂”的交椅。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球关税平均税率大幅下降， 1999 年时已经接近 90 年代初的一半水平；此外，大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促进了 全球化的进程：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1991 年中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1993 年欧盟单一市场协定生效。诸如上述的全 球贸易壁垒消融有利于全球各国在产业链上的公平竞争，并最终达成效率最大化 的结果，此时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政策的支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优势的地理区位成为了第三次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

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是全球消 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的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成品， 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这最终体现为图 13 中所描述的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3 第四次产业转移：缓慢与反直觉

然而，全球“自由竞争”的环境或已接近尾声，目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可能导致未来产业链的转移既有“自由竞争模式”的特征，又有“博弈模式”的特征。2018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率先开启了对华贸易争端，到 2021 年拜登政府又以《100 日供应链报告》等文件提出了美国要摆脱对某些国家（中国在全文中被提到 458 次）的依赖，建立以本土和盟友为主的安全供应链的战略。

除了政策层面的阴霾，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减弱已经是既存事实，具体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在 2009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后下滑，尽管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下，一些贸易商“抢出口”造成了第二个历史高点，但从 2019 年开始此后这一数值便重新开始回落，2022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回落至 1.05，仅相当于 2019 年和 2003 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也同样回落，2022 年数值仅 0.48，介于 1999-2000 年的水平之间。

面对这样的环境变化，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似乎蓄势待发，但关键问题在于这 一过程会更像过去的三次经验里的哪一种情形，抑或全然不同？回顾过去的三次 产业链转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必要条件：

（1）“日本制造”崛起的背后是美国 利用其对日本的占领地位，强力地改革日本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 中美国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力对日本进行了必要的援助和投资，最终配合上日本 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将日本打造为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的“世界工 厂”；

（2）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代表的是“日-美”合作关系出现裂痕下的分工转移， 此时日本不仅需要承受美国的贸易制裁，还要面对美国为主导的供应链上其他国 家的竞争；

（3）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时中国崛起，背后依赖的是世界的多极化格局 和全球化浪潮，美国放松了对世界秩序的掌控，中国依赖比较优势成为新世纪的 新星。

从这一角度来看，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背景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和 博弈，但此时中、美打造各自的供应链时：首先，两国都并不具备类似二战后美 国对日本那样的“占领”地位，无法“顺理成章”地去改变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 和产业结构；其次，从国力上来说，打造以自身为主导的新产业链需要付出的经 济援助代价是极高的，而以两种口径衡量（美国的 GDP 相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比 值，以及桥水基金的测量），美国的国力在下降，而中国的国力反而上升；最后， 从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来看，与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不同，以劳动力的角度来衡量， 相对中国具备明显优势的国家极少。

因此，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可能是一次弱化版 的 1982-1990 年：部分分工从中国分散到新兴制造业国家，但过程将会是缓慢 的，这个过程中中美的竞争最终会体现为谁能培养出更广泛的“贸易朋友圈”

更进一步的推论，可能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出口韧性有意义：在未来，如果 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好，中国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反而可能更频繁；而如果美国的经 济形势越差，中国的出口反而更可能“超预期”。这是因为培育一个以本国为中 心的“制造业基地”，需要付出较高的援助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在国力上升阶段 是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的，在国力下降阶段则相反；正如在图 19 的各国劳动力 比较优势对比以及本节讨论的那样，在新的“博弈模式”下，当前并没有一个曾经的“日本”或者“中国”可以快速地成长为“世界工厂”，这意味着新产业链 秩序的塑造需要付出比以往更高的代价——例如通胀。

我们可以从过去美国培育 日本的始末来看这一规律：在 1980 年代“日-美”贸易关系出现裂痕之前，日本 出口走势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基本呈正相关，而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开启后，日本 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开始呈负相关关系，到 1990 年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之后， 这种负相关更加明显。

从消费者微观视角来看，对于要不要实现当期的需求，他 们需要综合考虑收入预期（增加购买力）、通胀水平（减少购买力），消费者信心 回升的时候，可能对应的是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下收入进一步正增长，那么对应到 宏观层面来看，这也意味着美国处于温和通胀但经济增长的时期，将这种组合视 为“国力强盛”的体现的话，我们会发现在 1980 年代后，美国的国力提升反而 加快了产业链向其余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日本的出口下滑，以此类比中国，在 过去的接近 30 年中，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强正相关，未来是否也会出现 “新博弈模式”下的负相关呢？

3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何事更重要？

3.1 出口份额：面临结构变化，附加值“放低保高”

成熟制造业国家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产业链总是从“低”附加值开始，并且最终也会在“高”的领域保持一定份额。如果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开启，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些低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到转移，就如同此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中所经历的那样，但同时这一转移过程中也存在先后顺序：

以SITC分类中第8类（其他制造产品）转移总是最快的，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那样；此后才会是SITC分类中第七大类的75-77小类，例如日本从第8类消费品开启转移到海外的趋势后的接近20年后，75-77小类的净出口份额才开始见顶回落，对亚洲“四小龙”来说也是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它们在第8类消费品上的净出口份额已经开始回落，但在75-77小类上的净出口份额至2020年仍然保持相对高位；最后，不论产业链转移发展到哪个阶段，成熟制造业国家总能够在“高附加值”的资本品领域保证一定的净出口份额，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产业链转移后期资本品净出口份额甚至会高出消费品份额。

中国当前在高、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的出口份额上均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在资本品上份额还落后于德国，与日本接近，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中国若经历产业链转移，将观察到的情况是第8类消费品份额下降，75-77类保持稳定，而资本品类占比继续上升（如图中虚线所示）。

3.2 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

正因为工业发展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在新兴制造业国家涌现的时候，才会在成熟制造业国家中表现出上述的出口份额变化规律：新兴制造业国家首先需要购买机器设备、进口技术指导等，才能够切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生产链条，并且在进行足够的资本积累之后，才能攀登价值链进入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在整个过程中，成熟制造业国家可以向新兴制造业国家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技术指导，因此我们不难观察到在每一次产业链转移的时候，成熟制造业国家的资本品相关产业营收（或利润）份额会增大.

我们观察了第一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美国和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日本，它们的产业营收和利润变化，都会发现作为资本品的机械行业营收或利润占所有制造业的比例提升；但正由于出口对象是新兴制造业国家，资本品定价需要考虑需求端的购买能力，在抢占新兴市场时降低价格让利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营销策略，因此资本品虽然“销售量增”，但却会表现出“利润率减”，这一规律在日本有着相当清晰的体现。

那么成熟制造业国家里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在产业链重构时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呢？日本给出的答案是两个方向：技术端和资源端，我们将日本作为观察的对象（因其制造业发展历程跨越了三次产业链转移），将时期划分为 1960-1982 年、1983-1990 年、1991-2001 年、2002-2021 年四段，比较日本制造业各行业在这些时期里的平均利润率相较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差异变化，能够发现利润率在转移开启后有相对提升趋势的是化学工业、采矿业，前者是日本有技术壁垒的代表性行业，后者则是资源端行业，如果不考虑第四段时期由于中国的强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行，石油、煤炭制品作为最靠近资源端的行业，利润率也在前三个时 期中不断提升。

图36：在 1948-1970 年间，美国各行业营业收入占制造业总收入比例变化

图37：在 1960-2021 年的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