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实施的贸易战已经5年了，虽然在此期间美国遭遇了供应链动荡和通货膨胀高企等经济问题，但美国依然决定维持对中国的经贸制裁。
从目前来看，美国对华经济遏制的政策至少在在未来几年会持续下去，中美经济短期虽难以“完全脱钩”，但相互依赖程度将会显著下降;美国联合盟友围堵中国和推进“供应链脱钩”的举措也将会延续;美国还可能在投资领域对华实施新的制裁。
近两年，美国曾多次表示要重新评估美国对华的经济政策，但其实际上一直在维持对华贸易制裁举措。那么美国坚持这一做法的背景和动因是什么?美国为何在国内经济压力之下依然对中国贸易设置障碍？
贸易战的进程与给美国带来的损失
2018年，美国宣布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正式打响。
美国在贸易战上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为关税战，即通过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二为科技战，即对某些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的对华出口实施管制;此外还实施了对华投资禁令、限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等其他金融举措。
目前在关税战方面，尽管中美双方已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美国在2022年3月恢复了部分中国进口产品的301关税豁免，但并未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更重要的是，此次获得进口关税豁免的中国商品共352项，少于此前考虑的549项，表明美国虽然重新敞开了关税“后门”，但也收紧了豁免力度，并未放弃关税武器。
而在科技战方面，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6次增补“实体清单”，将82个新的中国实体列入其中。2022年10月7日，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制裁，从以前各类清单为基础进行制裁，转向以特定技术为重点、限制中国接触西方高科技渠道的更为广泛的制裁。
但自美启动关税战至今，已从三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中国进口产品的减少在消费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供给不足，抬高的物价增加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二，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缩小了部分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加剧了其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困境。
三，一些美国制造业企业需要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才能生产出成品，但这些中间产品的价格因加征进口关税而上涨，导致美国制成品的生产成本也随之升高。加上许多美国企业在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并未将生产线迁回国内，而是转向其他国家，使得美国本土制造业未能按设想通过关税战实现复兴。
在科技战方面，出口管制导致相关美国企业无法向中国销售有关产品，影响经济收益：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在2022年8月表示，美国颁布禁止向中国销售高级芯片的禁令后，其季度收入可能减少4亿美元。
在美国商务部于2022年10月7日宣布对华实施芯片制裁当天，英特尔集团的股价随即下跌破5.4%,引发外界对其销售和裁员危机加剧的担忧。
除销售收入以外，出口管制也影响到了美国企业供应链的稳定。受禁令影响，中国相关企业的产品加工过程因缺乏美国核心部件而被迫中断，其无法按时交货导致依赖中国供货的美国企业陷入供应链危机。
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有关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还可能导致美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研发投入减少、研发能力下降，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将受到削弱。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决策背景
美国曾计划重新评估对外经济政策，并在2021年10月提出要重新考虑对华关税问题。2022年2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7.9,为近40年来的顶峰。在此背景下，美国于3月免除了针对部分中国商品的301关税。但2022年以来，中美关系在若干国际事件的冲击之愈加紧张，双方改善经贸关系的机遇窗口进一步缩小。
一，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联手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尤其试图在能源领域发力。而中国总体保持中立，没有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对俄谴责和美西方的联合制裁。这种做法被美方解读为支持俄罗斯的“站队”行为。由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俄乌冲突与中美关系绑定，因而失去了修复对华贸易关系的条件。
二，2022年8月，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为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也使双方再次错过了改善经贸关系的机会。此举触碰了中方底线，一度令中美之间出现军事摩擦的风险。在中美因台海问题高度对抗的背景下，任何缓和对华经贸施压行为的举措均可能被解读为对中国的妥协和退让，这迫使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愈发谨慎。
第三，美国强调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使其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获得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更广泛的伙伴支持。盟友间的步调一致使得美国增强了利用建立西方国家统一战线来对华施压的信心，新的排华供应链建设的快速推进也提升了其继续利用经贸施压来迫使中国做出政治让步的预期。因此，联盟条件的优化也降低了美国改善对华经贸关系的动力。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要举措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结合本届政府的多边外交策略，通过建设“印太经济框架”、投资本国基建项目、强化对华芯片制裁等措施，搭建了对华贸易战的新政策框架。
2022年5月23日，美国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强调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与可靠性，提出了“友岸外包”的概念，即向美国的“友善国家”转移生产线，并推行新版价值观贸易。
在同一天的讲话中，雷蒙多指出，“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价值在于“面对关键问题时为印太国家提供与中国不同的政策选项”。
可见，“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的在于建设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替代性供应链体系，在短期通过增加替代性选项来保障美国供应链，在长期为美国同中国贸易“脱钩”做准备，同时联合盟友尝试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对中国进行经济孤立与围困。
此外，美国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举措，从国内层面努力确保美国对华科技优势。将科技战由“限制出口”升级为“供应链脱钩”,通过数字“去中国化”的举措提升美国供应链的独立性，为长期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创造条件。
美国还为芯片与半导体产业提供补贴，减少美国对海外芯片供应链的依赖，应对中国的“反竞争行为”。这些法案为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战提供了法律和财政支持。
综上，美国对华贸易战仍由关税战和科技战两部分组成，但重点与之前有所不同：美国针对中国增加进口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已经停止升级，而对华科技战则升级到更高层面与更大规模。
美国坚持对华关税战的复杂动因
美国拒绝完全取消对华关税，主要原因大致包括三点：一是利益受损的选民和企业未能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二是部分利益集团仍在支持对华加征关税，三是中方未能完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目标成为美方继续施压的借口。
1，美国国内反关税战声音小：
从美国民众角度看，虽然对华加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利益，但其反对声音不足，也没有充分转化为对官员的政策压力。
有研究指出，选民的投票选择并不一定符合其经济利益。实际上，受对自身经济情况认识不清，被地域、种族、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浸染，不信任政府执政能力，以及对所属党派保持忠诚等因素的影响，选民经常根据意识形态立场进行投票，因此反而可能会支持那些违背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已经呈现出愈发强烈的反华倾向。皮尤研究于2021年3月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9%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或“敌人”;48%的受访者认为限制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是美国的重要任务，而这一数字在2018年仅为32%。 受反华情绪影响，美国选民更有可能愿意忍受关税战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不会通过舆论或选票敦促政府尽早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
对于在贸易战中受损的企业来说，游说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集体行动同样困难。一般而言，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其在该政策中的损益情况及企业自身的游说能力等。
此次关税战中，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大企业如苹果、孩之宝、高途乐等通过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来规避经济损失，此举不仅避免了关税对有关产品的影响，还使这些企业获得了更廉价的劳动力。 这使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大企业丧失了游说动力，其他中小企业则难以组织起有效力量促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关税政策。
加之当下民主和共和两党已经就对中国进行经济施压达成一致，若在此时取消对华关税，将受到民众和政府的双重指责。因此，无论是选民、企业，还是政府，均未能形成促使美国调整对华经济政策的强大力量。
2，部分利益集团有意推动：
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为代表的工会是对华加征关税的支持力量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国际劳工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时，国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传统便已形成。
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旨在振兴美国本土制造业和拉动就业，这一目标显然与工会的宗旨相符——通过提升本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有助于工会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待遇。从结果来看，尽管美国就业市场整体在贸易战中受到了冲击，但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却得到了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度就业增长率由2017年的0.07%升至2018—2019年的1.5%。
在中国产品被进口关税阻拦在美国市场门外之际，美国本土企业通过提供替代性产品直接获益，成为另一支支持关税战的力量。这 些曾在中美贸易中居于劣势的进口竞争型企业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战政策的支持者，它们通过各种渠道为豁免对华关税施加阻力。
例如，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的关税为美国本土钢铝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受加征关税影响，美国公司要么选择高价进口外国钢铝产品，要么采购本土产品；如果所需产品在美国境内没有替代性供应，这些公司可以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关税豁免。
说客与聘用说客的游说公司是美国对华关税战中另一类获利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无论是申请关税豁免还是检查出口产品是否在政府的管制范围内，参与中美贸易的美国企业都需要寻求专业游说公司的帮助来理解贸易战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手续和流程，请其协助准备和审查一应材料。另一方面，贸易战影响的企业会雇佣游说集团，利用其人脉和专业能力游说相关决策者，以期调整相关贸易政策来减少企业的损失。因此，游说公司成为贸易战中获利巨大的利益集团之一。
“联邦倡导者”(Federal Advocates)是华为雇用的游说公司之一，华为2019年约300万美元的在美游说资金中有85%都付给了该公司。 所以对于游说公司而言，贸易战持续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有助于其壮大实力和影响力，这为其继续游说美国坚持对华贸易战提供了动力。
3，中方未能完成协议承诺成为美国持续施压的借口：
2020年1月，中美双方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规定，在2021年底前，中国需在2017年基础上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和服务等。从中国自美国进口产品的平均月度数量来看，2020—2021年，制造业、农业、能源的部分类别产品进口出现了可观的增长，超过了2017年之前的水平，特别是农产品的增长较为稳健，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已经完成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计划的82%。
然而由于各种影响，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预期的5.8%下降到2.3%;加上管控对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输秩序造成干扰，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美产品进口的增加量仅达到了协议目标的60%。于是，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为首的强硬派主张继续利用关税武器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美国坚持对华科技战的基本动因
美国对华科技战旨在利用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对中国科技和军事发展进行战略性围堵。作为未来同中国进行竞争的基础，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动向主要取决于中美在相关领域竞争的情况，少数企业的利益不得不服从于美国整体的战略需求。
1，科技遏华已成美国基本国策：
中国的目标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优势地位，但这显然与美国在相关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的目标相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上述领域的进步可以很快用于发展军事实力，或将威胁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故此，美国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侵犯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具备军民两用属性等为由，利用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设置了出口禁令，不仅规定美国企业不得向中国出口有关产品，也限制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相关产品，企图切断中国获得这些产品与技术的外部路径。
而美国的科技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高新产业的发展势头，这一阶段性效果为拜登政府坚持并升级科技战提供了动力。
2，美国科技产业的损失基本可控：
美国实施科技战的基本策略是凭借在相关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限制相关技术和产品流向中国。由于美国掌握着无法替代的核心技术，其全球营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对华科技战损失的部分市场份额，加上政府提供了财政补贴，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短期内给相关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尚在可承受范围内。
以半导体和芯片产业为例，同亚洲的代工厂相比，尽管美国只贡献了10%左右的全球产量，但少数美国企业垄断了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多数芯片的生产制造过程都要使用美国的技术，这足以确保美国在全球芯片产业中牢固占据领导地位。如此垄断性的市场地位不仅赋予了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战的信心和支撑，还为相关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短期盈利空间，使其不会因对华出口管制陷于严重的财务危机。
由此看来，截至目前，对华科技战在短期内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影响相对有限。随着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科技战对中美双方相关产业的负面效应将逐步累积和凸显。不过，在美国通过“芯片法案”等将科技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并将之以法律形式确立之后，即使存在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美国的科技企业也不得不与政府保持一致。
总结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中美关系的整体走向，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都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将在短期内调整对华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与产业链孤立将成为其贸易战的主要内容。
中国需要充分做好长期应对来自美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周边国家的经济压力的准备，探索高效、可持续的自主研发机制，并在国际层面积极尝试拓展多元化的替代性市场；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维持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为未来解决贸易摩擦创造更多契机。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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