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回顾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把1978年到今天这四十多年的时间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是1978年到2010年这32年，这期间是中美蜜月期，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第二段是2011年以后到今天，期间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宏观经济已经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这期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转型和升级迫在眉睫。
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变局之中，我们要想更进一步迈入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解决眼下乃至未来的两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百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普遍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减速或保持缓慢增长。该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
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除了经济结构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成长的上涨差异之外，又和收入分配和环境等问题密切相关。
一言以蔽之，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及生产要素价格的迅速上升、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不够等方面。
而要想摆脱收入徘徊不前的现象，就必须从发展中要动力，经济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时候，要想继续保持一定增长速度，进而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就必然需要依靠源源不断的创新，借助企业家的力量，把市场的利益配置最大化。
对此，世界银行曾经归纳出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进行的三个转变：首先是多样化趋势的减缓与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其次是投资重要性下降，创新越来越重要；最后，教育体系要从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转向使他们适应新技术，为今后能够生产新产品做好准备。
为了实现这三个转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键就是转型，需要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需要更多地依靠企业家“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以国外的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不少国家都已经迈过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几十年之后，这些国家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一方面，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增长落入“陷阱”；另一方面，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成功跨过“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纵观二战之后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这背后都离不开一批创新进取企业家的不断努力。
以韩国为例，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让企业家能够在经济中大展拳脚，韩国成功通过市场确立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同时削减了韩国财阀的权力，改变了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废除了产业优惠政策，从产业扶持转向鼓励创新和自由竞争，从而带来了韩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彻底转型。
这一点从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之比就能够窥见一二，韩国的研发密度从1964年的不到0.5%提到了2004年的3%，增长了6倍之多。
而从研发投入的结构上看，韩国政府投入研发的份额在不断减少，私人部门的研发投入占社会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从忽略不计到占比75%，这也表明韩国企业家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而这也恰恰带来了韩国企业的发展和经济上的成功。
近年来，韩国在半导体和智能手机行业依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和优势，这些显然是韩国市场化的功劳，同时背后也离不开三星这样的国民级企业的研发和创新。
作为对比，我们则和韩国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型仍然尚未完成，经济增长机制依然高度依赖政府动员，每当经济和市场不确定性时，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资总是及时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办法可解燃眉之急，但却无法一直主导下去。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寻租空间极大，一些地方上报的材料，一个路灯、一盆盆栽的价格，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市场价格，而这其中差价的空间，显然就是权力寻租的空间。
因而，在这种模式下主导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造成投资效益的低下，甚至是亏损。短期来看，投入上去了、就业上去了、GDP也上去了，但长期来看，无疑给债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此外，目前创新也没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仅为2.44%，这个占比还不及2004年的韩国。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由民企主导的，国企的存在在一些行业呈现龙头地位，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企研发的信心。
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时效性和持久性得不到保障，导致长期来看，企业做决策尤其是在研发方面的长期投入时，不确定性因素太高，风险太高，也不利于企业研发投入。
收入再分配、以及对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导致了今天我们身陷结构性难题之中，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危机，但问题在于，转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内部的问题，更多的还需要考虑外部的劳动力成本优劣。
第二个挑战，转变发展方式。
迈克尔·波特曾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大致上仍处在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创新的作用依然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
但我们也完全可以预料，随着资源约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要素的边际报酬日益降低，未来一定会慢慢过渡到效率驱动，最后再到创新驱动。
而创新也必然意味着，这将由少数群体为驱动，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企业家、创业者等等，他们的创新将继续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最终带领整个宏观经济更进一步，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美国的多次创新几乎都在引领全球潮流，苹果公司一直都是科技创新的领路者，而乔布斯的苹果电脑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iPod则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iPhone则改变了整个通信产业。
每当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总是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带动人们的新需求，亦或是提高人们的效率。
更具体的说，一个创新产品的出现，或许远比量化宽松更能刺激经济。
以苹果手机经典款iPhone5手机为例，苹果公司在首发的3天里销售了超过500万台iPhone5，几个月后，这一款手机就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0.5%，从就业岗位来看，创新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不管是苹果公司，还是今天我们都熟知的外卖网约车，都为就业提供了庞大的人数。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和网络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把这些技术运用到经济活动中，提高经济效率，则有赖于商业模式的创新。
而今天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互联网大佬，他们根据国内市场的特点，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了电子商务、网络搜索、在线社交、互动娱乐等新型商业模式，便利和丰富我们生活的同时，更是推动了商业模式的创新。
今天的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电子支付的便利，习惯了线上社交娱乐，但这些东西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解决面临的发展挑战，实现创新发展，就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以此推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社会发展的体系创新。
经济的活动是由个体创造的，而个体的确定性、自由度又和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当我们都在问马斯克这样的人会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时，我们不妨问问为何国内出不了马斯克。
当然，一个经济体的问题，当然并不是全然依赖于有限的几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有限的几个人，的确可以引流潮流，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吸纳的就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程度，以及竞争力，可能都是由最初的几个人一步步开始做起来的。
洛克菲勒如此、乔布斯如此、比尔盖茨如此、马斯克亦如此。
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有待解决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在试图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忽视寻求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性，因为未来远比过去更重要。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