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二十强城市发展变化的启示

一

4月底5月初，全国主要城市陆续公布了一季度GDP。

与去年相比，GDP二十强城市排名显著变化，呈现"五升、五降、两退出、两新入”的特征，广州、成都、杭州、宁波、长沙5个城市排名上升，重庆、苏州、武汉、天津、无锡5个城市排名下降，泉州、福州退出二十强，西安、南通进入二十强，分列第18、19位。但短期GDP排名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很难说明什么问题。

与十年前相比，一季度进入GDP二十强的4个直辖市，上海、北京位次未变，但GDP差距由2300万扩大至3000多万。重庆排名上升，天津排名大幅下降，由十年前的全国第5下落至目前的12位。9个省会城市，十强城市成都、杭州进位明显，南京进入十强，西安、济南强势进入二十强，郑州位次也有较大上升。3个计划单列市，深圳由全国第四升至第三，“大基数、大增量、高增长”特征愈发显著；宁波则由十年前的全国第17位升至目前的第11位，超过天津，直指前十。4个普通地级市，苏州位次稳定，南通一季度进入了二十强，实际增速达4.3%，发展势头不错。无锡、佛山排名有小幅下降。

二

综合GDP二十强城市“身份“以及过去十多年变化，我们发现，开放、产业及技术发展趋势，是内在关联、互相成就的重要因素。

一、开放：城市发展的机遇

从GDP二十强城市发展历程看，开放是共同特征。

过去十多年始终在榜的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天津、青岛、无锡、佛山等13个城市，都是我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或沿海经济区重点城市。这13城赶上了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春风”，最先起步、发展极快，2005年的GDP平均排名达到了9.5。时至今日，这里还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深、外资集聚度最高的地区，2022年，上述城市仍在我国吸引外资总量前二十强城市榜单。

近十年排名持续上升且幅度较大的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等6个城市均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3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沿海开放向内陆开放加速延伸，对内陆重点城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凸显。这些城市作为我国内陆对外开放通道的节点城市，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发展全面提速，排名提升极快，6个城市一季度的平均排名达到了11.3，较2014年提升了2.4个位次，较2005年提升了10个位次。

一季度GDP二十强城市中，始终保持第二位的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对外联系联络更加紧密，开放属性自不待言。由此可见，GDP二十强城市近几十年的发展与国家开放政策息息相关，GDP排名靠前的城市，均是处于我国开放前沿的城市。其他能够紧跟政策变化及时调整适应的城市，发展成绩其实也很不错，只是不同城市在区位条件、自然禀赋等方面有所不同，发展速度有快慢差异而已。

二、产业：城市进步的基础

与开放紧密相关的是全球市场，决定了产业发展的上限。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城市，比如：珠三角的广东、深圳，长三角的苏州、无锡等城市，无一例外均是“三来一补”起家。现在看来，这些产业相对低端，附加值也不高，但在当时，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亟需的资本、技术、人才、模式和理念，更将中国产品带向了世界市场，让人口等资源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成为可能。对比来看，那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基础相对更好、开放力度相对滞后的城市，发展速度逐渐掉落下来。

东南沿海这些依托国际市场和代工发展起来的城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累积起巨量的国际化企业、技术、人才，以及庞大的国际市场份额。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下，国际产业链加速转移中国。这些城市抓住国际产能转移机遇，“优中选优”推进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向上攀升。这一过程中，不同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各有利弊，不一而足。

一些自然禀赋不足的城市，坚决拥抱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的高端化，哪怕经历”腾笼换鸟“的阵痛也在所不惜；一些资源禀赋更好的城市，紧盯产业链两端优质企业，通过高标准招商推动既有产业的升级换代。选择前一条路径的城市，有的成功了，比如深圳，也有经历了挫折，比如无锡。选择后一条路径的城市，大多稳中有进，兼具发展速度、质量，最后都体现在过去几十年GDP二十强城市的排名变化上。

三、技术：城市分化的动因

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是技术趋势，在更长周期内拉开了城市的差距。

1991-2007年，全球进入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二阶段，消费电子等产业发展起来，推动笔记本电脑逐渐普及以及手机等电子产品快速迭代……3C产品全球需求迅速扩张。这一时期，电子产品加工出口成为当时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加速器”。2005年，电子厂密布的广州、深圳、苏州的GDP分别位列全国第3、4、5名，仅低于上海和北京。

2008-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革命进入高峰期，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产业蓬勃发展。这一阶段，中国体量巨大、门类齐全的制造业规模优势凸显出来，成为全球新技术产业化的必要一环。相当部分外企将总部及研发机构迁入中国，本土华为、腾讯、阿里等公司也逐步成长起来。这些企业所在的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发展速度大幅提升，迅速拉近甚至超越了不少曾经领先的城市。

近几年，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数字经济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国际上，处于新变革中心的美国，去年制造业增加值规模提升至欧盟的1.16倍、日本的3.35倍，十年前她的制造业规模仅是欧盟的90%，日本的1.97倍。国内方面，为应对新技术革命，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GDP二十强城市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强的城市，比如上海、深圳，发展质量、速度也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三

GDP二十强城市的共同经验及之间的差距，凸显出国家政策、技术趋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更需要城市在正确道路上的持续变革。

一、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合拍

国家政策决定了相当部分资源的投向。能够紧跟国家政策及时调整适应的城市，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发展成效，这种调整适应更多体现在产业方向的选择和调整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开放过程中，迅速拥抱开放型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东南沿海城市，取得了先发优势。近十年来，“一带一路”政策对内陆节点城市的推动作用正在持续凸显。当下，“强链、补链”成为国家应对国际产业链调整的重点政策安排之一，因此，那些在核心产业领域拥有更多独角兽以及单项冠军、专新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也就更快，GDP排名也更高。以上，均凸显出城市发展质量与国家政策导向的高度一致性。

二、与技术发展趋势的合拍

国家政策体现到产业领域，既有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也有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把握和确认。因此，城市在紧跟国家政策方向与主动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之间就有了一致性。GDP二十强城市发展经验表明，能够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从而把准新兴产业“风口”的城市，往往能够在城市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但目前，这样的城市还是太少了，绝大多数城市的制造业仍停留在中低端，缺乏核心技术，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芯片、高精度机床等高端产品上，更有对未来技术路线、行业发展趋势、产品设计理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大部分城市、大多数企业只能亦步亦趋。因此，我们看到，三年疫情放开后，国内城市和国内企业急切地奔赴欧美。

三、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合拍

改革是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落实改革关键是找到可以牵动全局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初期，在承接国际产能规模化转移方面，产业园能够有效降低国际产业转移成本，因此敢于率先突破政策限制，推进产业园建设的城市，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成效。进入新世纪，一些城市继续发挥产业园优势，集聚大量专业化、规模化中小企业集群，继续保持产业链的综合成本优势，打造出搬不走的“产业生态”。另一些城市则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世界级企业成长，超前把握新兴产业成长方向，实现了“大基础、高增速”发展。当下，城市发展之间的差异，以及城市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将基础技术领域不足等问题凸显出来，将持续激发更深层次的改革，或决定未来几十年我国城市的发展。

因此，从更长周期看，未来应属于那些能够透彻理解国家大政方针，深切把握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及时突破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限制的城市。，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将共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