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深圳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工业GDP）达1.13万亿，首次超过上海的1.08万亿，成为中国城市工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双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第一城”。
从小渔村、“三来一补”低端制造业，到以华强北、粤海街道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再到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深圳的科创标签越来越鲜明。
在深圳的科创发展进程中，企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2022年底，深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2043家总量达2.3万家，在全国的占比为5.75%。同期深圳全社会约1779亿元的研发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94.0%。
来自官方统计部门的数字，很多时候过于概括和抽象。南方周末科创力研究中心数据库收录了截至2021年底注册地为深圳的公司533家，排除多地上市和去重后，有518家（上市公司517家，以及1家未上市但有连续披露经审计年报的公司华为）。它们身上映射出深圳这座城市更为具象的科创指征。
深圳非国企是研发主力
在南方周末科创力研究中心数据库，深圳为全国上市公司最多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685家、上海564家（多地上市去重后）。
在深圳518家公司中，420家披露了研发投入金额这一指标，合计3451.03亿元。这一金额远超同期深圳市统计局的数字（全市各类企业投入1582.44亿元），相当于全市研发投入的205.16%。（有部分母公司和子公司重复计算，以及部分在港美股上市的红筹公司纳入统计）
按实控人类型划分，上述深圳非国企（含民营、外企、合资、集体）共422家，占比超八成，远高于北京、上海；同时，深圳非国企在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占比均远远高于北京、上海两座城市。
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推进，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发展为数量庞大的科创实体。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不进则退，将研发与创新深植企业发展，是常规操作。
1987年，深圳出台全国首个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文件，鼓励人才以技术专利和管理要素入股。华为、比亚迪、金蝶、创维等正是在当年成立，如今它们已是深圳产业发展的龙头。
在非国有企业超3000亿元的研发中，投入超千亿元的华为、超500亿元的腾讯控股（00700.HK），超100亿元的也有三家——中兴通讯（000063.SZ）、工业富联（601138.SH）和比亚迪（002594.SZ）。
深圳特区建设初期，工业、商贸和城市建设主要由国有企业支撑。19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只保留水、燃气和能源等公共事业、及城市运行的一批企业。
平安集团是其中一个缩影，最初由央企控股，其后逐步退出，现为由国资、外资和个人等参股的混合制企业。截至2021年，深圳96家上市的国有企业中房地产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建筑业。
企业研发每6元有1元出自深圳
在南方周末科创力研究中心关于企业科创力的评价体系中，深圳在多项具体的科创指标项中表现不俗。
深圳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合计约占全国的16.87%，相当于中国企业投入研发的每6元中就有1元出自深圳企业；深圳企业研发人员约占全国的15.24%，相当于中国企业每7位研发人员中至少有1位受雇于深圳企业。
细看指标项，深圳企业研发投入的平均值在2019年至2021年增加了1亿元，同时有超六成的企业研发投入同比为正增长。可见，深圳企业对研发重视程度的提高。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迭代不断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来自政府端的支持也在加码。深圳于2022年11月出台《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支持深圳探索建立对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社会组织布局投入大型研发项目，加大研发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企业研发投入的平均值是全国的两倍。这一指标关键在于华为一家超千亿研发的贡献。若剔除华为，深圳该指标仅为2.02亿元。可见华为之于深圳的重要性，贡献的不止是税收、GDP，更是科创力。
深圳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投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值为8.09%，高出全国平均值2个百分点，但远低于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的研发强度超高，主要由于医药行业中部分生物科技企业营收尚少、研发投入较高（北京有4家研发强度超100%的医药企业，上海有11家）。这也是深圳和这两座城市的产业差异。
研发人员被看作企业科创的核心力量。深圳的研发人员指标表现独特，平均值高于全国水平，但中位数却低了。这主要因为深圳企业研发人员的“贫富差距”极大，华为一家就有10.7万人，比亚迪、中兴通讯均超3万人，而“坠尾”的两家绿色动力（601330.SH）、盐港明珠（YGMZ.N）的研发人员分别只有9人、4人。
四大行业呈现“头雁”效应
不同行业之间，深圳企业的科创力也有着极大差异。
电子业在深圳建设早期就被作为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截至2021年，消费电子及电气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就有146家，研发投入金额、研发人员均占了深圳的三成以上。
相比上市公司总量相近的上海，消费电子与信息技术两个行业仅有80家，-同期研发投入约占上海全部研发投入的两成。
深圳146家消费电子与信息技术公司所覆盖的细分领域，包括半导体产品与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件、电子制造服务、互联网软件与服务、消费电子产品、信息科技咨询与其他服务等。由此可见该产业链完整度较高。
通信传输设备业的公司数量虽然不多，但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撑起了深圳乃至是全国范围内该行业的绝大部分研发。两家公司在2021年的研发投入占了全行业101家企业投入的近九成。
华为以1427亿元研发投入，不仅排在中国企业的首位，在全球也排在第一梯队。在《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牌》统计的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华为排在第四位。
2022年6月，深圳出台的《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提出，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8大未来产业，几乎涵盖了深圳、乃至全国、全球的科创的主战场。
其中，网络与通信产业集群就是上述政策中20个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第一项，目标为“打造全球网络与通信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处于支柱地位的电子信息产业，也衍生为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等。
与通信传输设备业相似，深圳汽车制造业仅有8家上市公司，但比亚迪2021年研发投入106.27亿元，拥有超4万人的研发人员。它以一家之力，将深圳该行业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平均值拉高至全国该行业的近2倍、5倍。
2003年收购秦川汽车并决心开发电动汽车的比亚迪，带动形成了以其为龙头的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据深圳坪山区政府数据，比亚迪发挥“头雁效应”。2022年，仅坪山区就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00余家，智能网联汽车规上企业数量从2017年的22家增长至2022年的95家。
同样是“20+8”中明确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生物医药、大健康、海洋产业等仍需要深圳下功夫。
在11家进入“2022中国企业科创力TOP100”排名（详见《南方周末2022中国企业科创力研究报告》）的深圳企业中，尚无一家来自这些行业。
当然，上市公司并不是一座城市产业情况的全貌，以下几个数据可提供深圳科创力的不同视角。
自2019年科创板开板至2022年底，深圳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40家；同期，上海累计科创板上市公司76家，北京有65家，苏州有48家，深圳暂居第4位。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城市产业发展的中场力量。在2019-2022年工信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深圳累计入选企业共442家，不及上海的505家和北京的595家，排名第3。
基础研究的短板怎么补？
过去40多年，深圳的城市定位，从“经济特区”转变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之城，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中的角色，从“先行先试”转变为“先行示范”。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关于推广和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共5方面47条，鼓励各地学习借鉴。但深圳并非高枕无忧。
“企业外迁”近年一直是深圳的高频词。总部在深圳的企业并不会固守一城一地，产业投资在外也是企业常态。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华为终端落户东莞松山湖……深圳周边城市在积极吸纳深圳企业落户，同时中西部省市也在向深圳火热招商。
深圳从渔村发展为国际化都市，人口迁徙是其中重要因素，“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标语在深圳几乎随处可见。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约1756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约1243万人（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约七成人口没有深圳户籍。
当各省市喊着家乡、校友的招商引资口号来到深圳，对创业者、企业家也有着特别的号召力。深圳2019年迁出企业超千户，过去5年累计迁出企业近1.5万户。
深圳亟应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础研究。
研发活动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在中国近年研发投入中，超八成是试验发展、超过一成是应用研究。2021年基础研究的占比达到史上最好成绩6.5%。而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约在20%。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主要靠企业，企业投入占比约3/4，而企业的研发投向大多以试验发展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少量涉及基础研究。
在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90%的深圳，这一情况尤其突出。2023年3月，深圳市科创委报告了一则喜讯：2022年深圳市基础研究经费投入122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提高2.5个百分点、达到7.25%，首次超过全省（6.9%）和全国（6.5%）平均水平。
这一成绩背后，是2022年深圳的基础研究投入同比增加了49.13亿元，增幅达67.4%。原始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深圳需要也正在加快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
2021年，深圳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措施》提出，每年把不低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围绕前沿基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性研究，努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
深圳一直在招才引智，从香港、北京等地引入高校、科研院所，成立南方科技大学、鹏城实验室。2022年从美国引入科学家颜宁筹建深圳医学科学院等等动作背后，都是在投入基础研究，同时串起产学研用链条。
不过，相比企业的研发投入，政府的科研资金太少。中国政府也鼓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2022年9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一个客观现实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发展的同时，每一分投入都需要用在刀刃上，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企业才能兼顾。
2023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一则有意思的数据，深圳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的47.9%。
确实，像华为这类走在全球行业领军者位置的企业，早已经投入基础研究，开启前沿探索，但这类企业不管放在全球哪里都是少数。
如果说企业研发撑起了今天深圳的繁荣和发展，它们能否助推深圳的基础研究再上层楼，这是一个留待政府和企业共同求解的答案，也是今天留给未来的悬念。
南方周末研究员 罗仙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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