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香赟
编辑｜海若镜
据动脉橙数据库统计，截止今年7月上旬，国内一级市场上完成新一轮融资的数字疗法项目仅有12个，远不及前两年时的辉煌。
“有这么多吗？”但当36氪求证这一数字与机构体感的水温是否相符时，还是有投资人发出感慨。
图源：动脉橙数据库
受医疗行业投资大环境影响，数字疗法赛道也在缩水，“赛道整体热度不高，还是有项目在不断出来，但投资人可能不太关注”。此外有企业提到，海外数字疗法龙头企业Pear Therapeutics破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界对数字疗法赛道的认知，“近来经常能听到唱衰行业的声音”。
但整体而言，当前的数字疗法赛道无论是从政策监管标准、病种适应症，还是参与者类型上来看，都呈现出愈发多样的趋势。近期与36氪交谈的创业者大多表示，数字疗法的发展仍处在早期阶段，仍然看好其未来潜力。
行业短暂进入冷静期，未尝不是对优质项目的一场“洗牌”。
企业表现两极分化，数字疗法缺少“买方”
谈及当前数字疗法企业的成熟度是否达到两年前市场爆火时行业对它们的预期时，远毅资本总结为：“不同公司之间，差异非常大”。
clinicaltrials.gov网站收录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间，全球数字疗法临床试验注册数量快速增长，总计超380项，占近10年来数字疗法临床总量的90%以上；在国内，截止2022年，NMPA官网上获批的数字疗法产品也已接近40项。
36氪了解到，当前的企业中，其实不乏一些已经“实现千万元规模批量化盈利”的企业出现。例如今年6月时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的肌骨疼痛数字疗法企业睛采智能，就提到自己是赛道上“为数不多的盈利企业”；也有在2022年下半年完成一轮融资的企业表示，随着业务铺开，当前自己的“资金压力不太大”。
不过，商业化仍然是困扰多数企业的问题。远毅资本方面也表示，国内外市场上也有很明显的例子，比如海外的Pear、Akili，产品出来以后商业化仍十分困难。
从商业模式上来看，不同于拥有明确用药指导的药物，数字疗法产品在社会上的市场推广，更多依靠临床医生通过文献，或参加临床试验来提高认知和接受度，是一种方“点对点式传播”，推广效果和速度存在一定局限。36氪也注意到，部分企业在“打”知名度时，往往需要先依靠“大咖创始人”自身或其所在医院的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不同病种的数字疗法发展阶段不同，许多病种下的数字疗法对医生而言仍是陌生事物。数字化疼痛管理平台铂桐医疗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王杰军提到，在认知障碍等场景相对成熟的领域，一些数字疗法已经可以变成独立的产品去使用，因为有人愿意去支付。但在很多其他疾病上，比如疼痛，医生和患者则缺乏认知。
此外，审评审批体系和临床评价体现尚未形成标准、产品入院标准不清晰，以及保险与患者两者间付费模式不明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数字疗法的商业化表现。
不过，多位受访者提到，近两年来数字疗法市场培育在逐渐成熟，“现在讲到数字疗法，几乎所有医生都知道，不需要创业者从头开始做市场教育。赶上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需要不断完善产品。”
除了收入体量，远毅资本提到，收入质量也很重要。“要看企业到底在用哪一部分业务去赚钱，有些企业把卖药、卖器械的收入也打包总包里，这和依靠自己的软件产品服务本身赚来的钱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观点里，企业自己的产品及服务要占大头，而不是别人的。”
归根结底，数字疗法企业究竟怎样才能为自身造血？一切的问题根源都要回到“产品”本身上去谈。
数字疗法的效果应在真实世界中得到检验
一个直观的表现是，当前的数字疗法产品达到的临床效果，并未完全达到市场的期待。亿欧智库一份针对临床医生的调查问卷显示，临床疗效不达预期、个体化治疗方案流程繁琐、重症患者数字疗法疗效不显著等都是困扰数字疗法使用的问题。
部分从业者也提到，国内一些数字疗法项目缺少明确的临床价值验证。换句话说，只做一款软件是不够的，数字疗法要让使用者看到它为现有医疗体系带来的附加值。
以Pear为例，公司旗下第二款获FDA批准，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管理的数字疗法产品reSET-O，之所以能成为门诊治疗的辅助手段，部分得益于它在临床和经济学上达到的指标上的飞跃。一项针对321名患者的为期6个月的回顾性研究曾显示，reSET-O节省的医疗费用约达2385美元一人。
王杰军以从创业者和医生的双重身份给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开发任何一款数字疗法的产品，无论是从对患者生存周期、生活质量及药物经济学的影响还是其他评判维度上，数字疗法都应该拿出其“成为临床治疗的有效补充方式的证据”。
以传统肿瘤内科室为例，药物手段是这个学科的主要手段，但在DRG/DIP病种收费改革之下，“单纯的药物评分是非常低的”。“比如遇到一个恶性肿瘤腹膜后转移疼痛的病人，过去内科可能就是用吗啡等药物治疗，不仅效果不好，在现在的收费规则下也变得不合理了。数字疗法整合专家经验后，为医生提供更多类型的治疗指导，如膜后转移的射频治疗、核素治疗等多学科、多模态的诊疗，也可以通过数字疗法完善院外管理，不仅提高了疗效和患者就医感受，也是的科室收入结构更加合理。”
押注病种的时机，也是能否促进商业化的重点。一位创业者提到，受限于过往学科发展问题，很多科室并不知道如何做数字化。“很多医院、客户并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经济、高效地运转起来。数字疗法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整合能力提供服务，就能抢占先机。”
这也就能看到，在代谢类慢病、精神和认知类障碍疾病这些传统的自带长周期院外管理基因的病种之外，皮肤科、眼科、乃至肿瘤类数字疗法近年来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专注眼病治疗与防控解决方案的觉华医疗和集视医疗，均在今年一季度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远毅资本认为，从结果来讲，可以验证数字疗法服务是否有效的指标有很多：“对患者来说治疗结果是否有改善，急性发作症状是否减少，医药费支出有没有下降；对医生而言可能是有没有看到更大范围内的患者获益；对医院而言可能在经营上有没有效果；对整个医保而言，带给整个人群的疾病负担有没有下降，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不过，实现临床获益虽是前提，但并不代表完全需要用一种药物或器械的评价方式来判断数字疗法的“成功”。
远毅资本提到，临床研究和实际临床使用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临床研究之中，患者是被服务的，得到的关注度更多、依从性更高，这和平时普通的临床使用完全不一样。“数字疗法本质上是一种远程的数字化医疗服务，底层是要用服务来打底的。既然它是一种服务，你就没有办法用一种药的方式去评价它。”
这也是为何在数字疗法领域，有些投资人虽然也会鼓励被投企业做临床拿证，提高自家产品的“门槛”，但却更重视真实世界中得到的检验成果，因为大部分数字疗法产品的使用场景在院外，“是患者去以后去做长周期的、居家的、自助的服务，真实世界中获得的数据才能反映这个服务的质量，均质性和真实性”。
政策预期乐观，但自身运营能力更关键
目前，行业整体对数字疗法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按照国际数字疗法联盟的说法，它提供的是“一种由软件驱动的循证治疗性干预”。“说到底就是软件，”远毅资本表示：“所以数字疗法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壁垒，谁都可以参与的赛道。但进来之后就会发现它对团队的综合能力要求极高，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跑出来。”
行业共识性看法认为，整个医疗过程包括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管理等诸多环节。在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国内治疗体系之下，诊断和治疗是完成度较高的两个环节，但处在其前后的预防和康复管理部分其实是割裂的。
数字疗法被寄希望于成为串联起这些缺失环节的“补充要素”，执行难度并不小。这也是为何在数字疗法领域，“大咖创业”、聚拢更多优势资源的模式虽并不少见，但真正整合、落地这些资源却并不容易，“想让它变为一个标准就更难了”。
在尚未形成稳定、规模化产业链的数字疗法领域，承担着探索和建设任务的其实是这些创业企业自己：如开发环节可能关系到软件公司、硬件设备制造商、科研院所；推广环节包含的各类药品或器械经销商、医疗机构；支付环节则关系到医保和商保等。闭环内的参与者有多少，决定了盘子最终能做多大。
打通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以支付环节为例，36氪了解到，数字疗法概念对国内保险业而言仍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和医疗科技公司虽然都各有自己的工作体系，但双方整体是‘两情相悦’希望合作的状态，如何走通让双方、特别是患者获益的路值得探讨尝试。比如参与到健康管理的服务里，提供线上多学科会诊、患者管理等数字医疗产品定制服务。国外已有数字疗法公司减少急性医疗支出、数字医疗产品延长肿瘤患者生命周期的具体案例，对国内保险公司设计产品非常有参考价值。”铂桐医疗运营负责人叶蕾表示。
这条路径上已经不乏初步取得成果的“探路者”。有数字疗法企业在和36氪交流时曾含蓄表示，在自己所处的细分病种产业链上，“头部的药品和器械厂商，几乎都是我们的客户”。
另一个好消息是，政策端对数字疗法对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几乎是在“穷尽蛮荒之力提供支持”。36氪统计发现，海南、天津、上海等多地均已针对数字疗法提出明确的鼓励政策。如海南省去年9月时发布《加快推进数字疗法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优惠政策覆盖产品研发、审评审批、临床研究及转化医学、社会资本以及医保/商业保险介入方方面面；天津市已设立数字疗法产业园，明确相关企业注册规则，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和保险、基金等机构“牵线”。
即使是在广东、北京等并未直接出台为数字疗法企业提供倾斜政策的地区，在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或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条上予以的优惠力度也并不小。对于企业来说，能否与相关政策同频，可能会是发展的关键。
不过，也有从业者认为，外部环境因素都只是助力，还是“企业自身的内功最重要”，比如每一个环节的服务是否被打通，让医生、患者都满意：“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某一款数字疗法产品到底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些价值有没有人买单，就是检验商业模式是否有效的最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