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鹭人物群像：有人靠力气养家 有人靠商业嗅觉致富
在康鹭制衣产业链也是一个社会生态链，每一个产业链环节都对应着不同的角色和饭碗，小到送货工、临时工和长工，大到制衣厂老板、中大纺织商圈面料档档主和沙河服装批发市场档主，整个产业链的地理范围早已超越了康鹭片区，辐射范围到整个广州市区乃至周边珠三角。
跟其他生态链一样，市场竞争的法则也主导了这里每个人的攀爬跌落，有些人靠力气和勤奋在这里养家，也有人靠商业嗅觉和财富运气在这里实现了财富跨越。
在本次调查采访康鹭制衣厂的过程中，南都记者也接触到了整个产业链大量的典型人物故事，通过他们的个体视角，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康鹭社会生态链看得更清楚。
三轮车“拉货佬”：拉货20年靠力气供养一家人
图为康鹭片区里的“拉货佬” 冯宙峰/图
湖南人杨国平以前在郴州老家是做酒坛子的，后来才来到康鹭村专门给制衣厂拉货，到目前已经干了快20年，靠这个供养了一家人。没有活干的时候，杨国平会把三轮车停靠在路边歇脚看手机。他那部背面满是划痕的手机里有214个微信联系人，除了亲戚家人朋友以外，都是他的客户——大大小小的制衣厂。
在康鹭用三轮车拉货的不少，大都是从中大布匹市场的档口里拉面料到制衣厂和从制衣厂拉货物给快递物流打包发出。拉货有按趟算的，有按布料卷数算的，有多种算法混合的。干这份营生的有河南人、湖南人、四川人，一拨人有一拨人的算法。
杨国平统一都按趟算，拉一趟数十元，每个月约有4000元。他盘算了下做生意的成本。主要大头是电池。一年要换2块，一块400元。剩下就是吃住了。他来康鹭的时间久，跟房东熟，租了个单间，“收我四百块钱，这附近这么便宜的算唯一一家了！”
整个康鹭的楼房超过4000栋，大大小小的制衣厂，就挤在这些密密匝匝的楼房中。这些年杨国平把康鹭的每个角落都踏遍了，以至于熟谙这里的每一条街巷，“只要能说个大致地点我都认得”，熟悉城中村地形也成为他引以为傲的工作资本。
单身临时工：夫妻、情侣等固定搭档有获聘优势
图为临时工在康鹭招工大街上寻找工作。 张志韬/图
今年三十岁的湖北武汉人柳杰三年前开始在康鹭制衣厂当临时工，“想开工就开工，想休息就休息。感觉钱不够耍了，就努力工作几天，那时候老板开的工钱也比现在的高。当时就觉得，不需要找固定的厂房上班，一点自由都没有。”
不过，面对日益上涨的房租以及一日三餐的开销，柳杰在疫情后最终还是舍弃了一部分“自由”，找了一家工厂做长期工，为的就是免费的食宿。
“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刚好老乡的厂子缺人我就去了，不然我也不好找这样的一个固定工作。”在康鹭，熟手制衣工是最受欢迎的，但柳杰坦承自己的工作效率在众多熟手之下，在康鹭这个唯效率论的工作环境，自己并不被老板们青睐，即使在同等工作时间下，工钱也会比熟手们低，更重要的是柳杰是一个单身汉。
康鹭的工厂在招长期工时，若是夫妇、情侣或者两个女孩，获聘的几率会大不少。“单独一个人是不受待见的，因为老板会觉得一个人的耐性不够。”柳杰告诉南都记者，很多康鹭制衣工人一天的上班时间在14小时以上，如果和不熟悉的临时工一起干活，默契度会因为不熟悉而大打折扣。“而如果是夫妇或者是情侣，这种组合耐性比较好，两个人的配对也高，老板就喜欢把工作交给这样的组合。”
但在康鹭想找到一个女性搭伙过日子并非易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哪里有时间在外面有社交？”柳杰表示，自己平时一个月真正的休息时间不超过3天，身边的几个朋友要么是休息睡觉，要么是一起约着打麻将，“可以让大家有精神上的放松。”
此外，现在来康鹭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的婚姻问题要回到老家或者换其他工作环境去解决。“也有一部分离异的单身人士在这里找到另一半开始新生活，如果各自家庭都有孩子需要抚养的会更加努力，也更容易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夫妻档”长期工：工作的时候在流水线上共享一对耳机听歌
图为康鹭制衣厂里的夫妻档工人 张志韬/图
康鹭制衣厂长期工会相对固定在一个厂子里工作，上工时会老板会提供的工作餐，平时也有宿舍。不过，这些宿舍更多只是城中村握手楼里的一个床位。
在长期工当中夫妻更是最受欢迎的，来自湖北仙桃的胡佳和妻子王娟算是一个典型。今年32岁的胡佳制衣工生涯已有10年，而王娟在厂里的身份仍属于“学徒”。
夫妻二人就像一条小的流水线，胡佳完成了一道工序，下一道工序则交给王娟完成。夫妇二人还共享一副无线耳机，既能在枯燥的工作中一起听同样的歌，又留有一只耳朵随时接收老板的指令。
这副耳机是胡佳花了60元买回来的，此前王娟在康鹭的手机配件店见到19.9一副的无线耳机时还抱怨他“买贵了”。
实际上，胡佳夫妇两人的月工资拿到手大约有1.8万元，这在康鹭片区内收入并不算低，但他们还是选择省吃俭用。胡佳算了一笔账，除了每个月1200左右的房租，以及基本的生活费用，大部分剩下的钱基本存着或寄回老家给孩子上学用。
起初胡佳考虑过将孩子接来广州上学，但孩子即没有户口，又没有在广州当地交社保，根本无法获得一个学位，另外广州的高昂生活成本也让胡佳夫妇放弃了将孩子接来上学的想法。
“在广州供一个娃上学的费用可以在老家供2-3个，只要老家里面有老人帮忙照顾就行了。”到了暑期，工厂的夏装订单持续减少的时候，胡佳夫妇就会考虑回家陪陪孩子。
对于未来的规划，胡佳暂时还没有别的想法。年初的时候，去清远、回老家，甚至转行的念头，胡佳都有考虑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康鹭打拼，“论赚钱还是在广州好，也许过多几年康鹭改造方案尘埃落定了再做打算也不迟。”
“上岸”的老板：开制衣厂太苦早早转型开布料档口
来自湖北天门的伍绍辉目前在中大纺织商圈做布料批发生意，目前在广州长江轻纺城和中大国际轻纺城里各开了一间布料档口，同时在佛山也有面料生产厂，客户主要是一些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正规制衣厂，同时也是跨境电商平台希音的面料供应商之一。
他告诉南都记者，早年自己刚开广州的时候也在康鹭开过两年制衣厂，那时天天上夜班，城中村的环境也太差，连续干了两年发现发展空间也有限，接不了大订单，“最后实在受不了就退出了，跟朋友一起合作改行做面料生意”。
这段在康鹭开厂的经历也让他对康鹭制衣厂生态模式的弊端看得更清楚。
在他眼里，康鹭制衣作坊的唯一盈利来源就是加工费，一件T恤衫的加工费用大概就只有3块钱，再刨去人工成本和场地费用，实际上的利润非常微薄，在这里做大做强非常难，大多数康鹭制衣厂只能在与同行之间互相压价挣个辛苦钱。
“我认识不少在康鹭片区做制衣作坊的天门老乡，要是说能跳出康鹭来开自己的制衣企业比例非常少。”
从康鹭制衣厂退出来之后，伍绍辉在中大布匹市场做生意也有十几年，这期间他也见证了不少时代的变化，“最好的时候，我这里一天可以出40-50吨布料”。伍绍辉说，在布匹市场货物就像流水一样带来财富，“以前在线支付没有这么发达，多是靠现金和支票交易。有的大型商户光是每天档口收的现金，都要请两辆运钞车运走。”
伍绍辉还告诉南都记者，由于康鹭的制衣厂大多由小作坊组成，对原料的需求度远远比不上规模化的制衣厂，自己两个档口一年给康鹭片区供货的量，从来没有超过整年供货量的10%。
今年以来，康鹭片区改造的传言不绝于耳，但伍绍辉认为，无论未来康鹭片区怎么改造都不会影响中大纺织商圈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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