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宏观调控就免不了成为坊间讨论的热点。其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的重点，究竟应该是扩大消费，还是增加投资？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和论证层出不穷。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思考由来已久。但系统的理论分析，则一直要等到1936年凯恩斯开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本文不讨论现实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而是聚焦于说明：作为宏观经济学创始人的凯恩斯本人是怎么看待上述问题的？
或许有些出人意表：在凯恩斯那里，这是个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捋一下思路。
在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学派看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所谓经济衰退，按照定义，是指国民经济中，现实的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国民收入水平。而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遭遇持续的高失业的。为什么呢？
因为失业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而劳动市场上价格机制的灵活调整，一定会自动地让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趋于一致。如果出现失业，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是实际工资，持续地维持在过高的状态。之所以称这时的工资“过高”，正是因为与这一工资诱导出的劳动供给超过与之相应的劳动需求。与此相适应，政府要在失业问题上有所作为，就是想方设法让市场的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让实际工资能够灵活地向下调整。
凯恩斯一开始也是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但20世纪第二个10年英国长期的慢性萧条，动摇了他原来的信念。附带提一句，和广为流传的认知不同，诱发所谓“凯恩斯革命”的，并不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而是此前英国经历了10年的持续萧条。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观察到了很多与古典经济学不一致的现象。比方说，在英国失业率居高持续不下的同时，货币工资和物价指数却几乎是同比例下降，因此实际工资并没有大幅上升。既然实际工资不变，那持续的高失业因何而起呢？古典学派的理论没有办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凯恩斯打破僵局的思路，说起来似乎过于简单。他认为，失业问题并不像古典学派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劳动市场上的问题。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产品市场。凯恩斯认为，在底层逻辑上，是产品市场首先处于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状态——也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这种产品市场上供给侧的过剩会不可避免地“溢出”到劳动市场，从而引起劳动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失业就这样产生了。这个逻辑的直觉很好理解：产品市场上企业的产品总是卖不掉，企业为了减少损失或增加盈利，会选择压缩过剩产能，于是失业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产品市场上因为价格机制的调节，照道理不应该产生持续的供求不平衡。举例来说，如果产品市场上出现了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状态，那就意味着很多不同品类的产品，在微观市场上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态。可是，这种系统的单向失衡状态在市场经济中不应该长期存在，因为价格机制的调整，就应该使得每个产品市场都处于供求一致的均衡状态。
但凯恩斯说，产品市场上的供过于求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为什么呢？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当中，有三条相互关联的“心理规律”，让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
首先，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但是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要比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慢。这就是第一条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大学生新得到100块钱奖励，可能会选择和同学一起聚餐，一顿饭的花销甚至可能超过100元。而比尔·盖茨增加100块钱收入，可能不会对他的消费产生任何影响。根据这个规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换言之，没有被消费掉的收入，也就是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在现代经济中，储蓄会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投资。如果储蓄占收入的比重增加，但是增加的储蓄能够被增加的投资所消化，产品市场就不会有什么失衡。但是，凯恩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投资需求也会萎缩。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凯恩斯所强调的第二条心理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在凯恩斯看来，投资的决策者是企业家，而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前路茫茫，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楚未来，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么，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家根据什么来作投资决策呢？预期。
可是不确定性正意味着预期不可能完全准确，也就是不可能与未来的实际状态一致。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企业家该怎么作投资决策呢？凯恩斯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规”或者说“惯例”。这也很好理解，毕竟成规或者惯例当中，包含着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成功经验。
但企业家群体也会意识到另外一个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成规会越来越不适应后来的状态。可是前路茫茫的约束无法改变，于是企业家必然转而采取另一种策略，以减少因为决策失误而带来的潜在损失：减少投资。
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他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更取决于整个企业家群体的预期。原因不难理解：如果企业家群体里的其他人都对未来感到悲观或者不确定，那么整个经济的前景就必然趋于悲观。如此一来，即使本来预期乐观的企业家也会选择减少投资。而这种行为，又会进一步加剧整个企业家群体对于未来的悲观预期。这种正反馈机制一旦形成，宏观经济中的总投资下降也就成了必然之势。
这种对于未来的悲观预期不断强化，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所谓资本的边际效率，在凯恩斯的叙事当中，指的是企业家对于未来的资本回报率的预期，而不是现实中的资本回报率。
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规律起作用，那么要启动经济还是有办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对策就是降低投资的成本，从而在资本的预期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保持甚至提高投资的预期净收益。具体地说，这个办法就是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降低利息率。
但凯恩斯说，在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或者说萧条的时候，这个办法也不能奏效。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第三条心理规律：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指的是人们在各种资产当中，会天然地偏好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也就是货币。因此，如果要激励人们将货币资产转换为其他资产，比如有价证券，则需要支付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就是利息。我们也不妨说，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利息率是对于人们放弃资产流动性的补偿，或者说流动性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流动性的价格也由流动性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因此，不难理解，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央行可以通过增加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供给，也就是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融资成本。
可是在严重衰退的经济当中，利息率通常都已经下降到接近于零的超低水平。在这种形势下，公众必然预期名义利率难以进一步下降，而这又意味着资本市场上有价证券的价格不大可能进一步上升——利息率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这种的反向关系是资本市场上的常识。如此一来，即使央行增加货币发行，也很难转化为对于有价证券的需求，因为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的概率远高于上升的概率。于是增发的货币也只能沉淀在金融系统当中。这就是所谓“流动性陷阱”。
通常流动性陷阱的出现，就是经济进入严重衰退的信号。如果老百姓经常接到银行销售打来电话推销低息贷款，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流动性陷阱出现了。
如果经济萧条至此，政府还有招破局吗？凯恩斯说，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这个思路的基本要义是政府想办法多花钱，其最终目的则在于改变企业家群体的预期，进而诱导出更多的投资。
凯恩斯特别强调，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以小博大，即以较少的财政支出，拉动经济中产出、收入和就业的成倍增长。这就是著名的“乘数效应”。理解乘数效应的作用机制，是理解本文主题的关键。
乘数效应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增加1块钱开支，也就意味着经济中的总需求增加1块钱，于是就有价值1块钱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因此生产这1块钱产品的企业就获得1块钱的销售收入。而这1块钱的企业收入，将通过要素市场转化为老百姓1块钱的收入：劳动者获得工资，债权人获得利息，土地和厂房、设备的所有者获得租金，投资人获得利润。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这1块钱收入的增加，还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居民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的增加。比方说，假设这个经济中的居民总是将其新增收入的80%用于消费，那么1块钱收入的增加将带来8毛钱的消费支出，而这8毛的消费支出又将成为企业新增的8毛钱的销售收入，进而转化成新增的8毛钱的居民收入。如此循环不已，最终整个经济当中产出和收入的增加额就是1+0.8+0.82+0.83+……=5。换言之，政府通过增加1块钱的财政支出，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加5块钱的产出和收入。
那么凯恩斯说的这种政府支出扩张，通常会采取什么形式呢？最受政府青睐的举措是兴建公共工程或者公共基础设施。这对应着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回到前面的例子，如果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刺激经济，那么通常表现为投资的扩张，但是随后的乘数效应，却都是通过增加消费实现的。在上述例子中，可以认为，政府增加1块钱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5块钱的收入增长，其中1块钱来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而剩下的4块都来自消费的增长。
事实上，政府也可以通过直接给消费者补助，比如给消费者发现金。但与兴建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刺激经济相比，给消费者发现金的乘数效应要更小一些。如果在上面的例子中，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发放现金，不难发现，1块钱的政府开支撬动的收入和产出都只有4块钱（0.8+0.82+0.83+……=4）。当然政府还可以采取发消费券的方式来进行补贴，并且约定消费券的有效期，比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于是这意味着所有的补贴都只能用于消费而不能储蓄起来。但这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执行成本。
上述例子假定经济的生产结构非常简单。实际上，现代经济已经发育成一个由相互交织的产业链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一些行业与前向和后向行业的关联度要比另外一些行业更强，也就是说，这些行业扩大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强。那么作为刺激经济的财政支出，应该首先考虑哪种行业呢？在现实当中，生产居民所购买的最终消费品的行业，其产业关联度比基建行业显然要更小。这也正是经济衰退时，政府往往更加青睐基建投资，而非直接刺激最终消费的主要原因。
以上就是从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的视角出发，理解宏观经济衰退的成因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的基本逻辑。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经济衰退时期究竟应该刺激投资还是消费，并不是相互冲突的命题。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冯皓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经贸学院讲师，致力于区域、城市、环境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关注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国环境污染的制度背景及其治理对策等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