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型商业综合体，类似日本大财团，自己当VC，自己开工厂，自己设银行，自己找商机，一次性选中几个赛道，用雷尼尔的话说，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壁垒，给本国市场提供测试产品，跑通商业模式。
一旦启动，政策补贴、税收倾斜、专项基金、人才引进，甚至法律和国家政策的让路站队，全部顶配。
这种体制的好处是，一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将会在中国完全从零孵化到成熟到输出产能、制定标准，依靠本土得天独厚的14亿人市场，获得政策制造的、巨大真空的本土市场先发优势，快速起步，针对欧美日韩的企业形成本土作战的巨大优势——从政策、地方政府、市场、资本、企业、人才、宣传部门、税收、补贴，甚至法律、专利、贸易纠纷、商业纠纷等核心问题上，都能为本土企业产生巨大的“倾斜”。
最近十年以来，这种战术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大到常年被诟病骗补到彻底商业翻身攻入欧美市场的光伏，到被制裁之前的华为中兴等通信设备，到各城市立项采购的地铁、高铁、大飞机项目，到最近五年异军突起的新能源汽车和电池、大功率电子器件、车载半导体等整套上游核心产业链——小到河南人造钻石、展讯/瑞芯微/紫光/中星微等半导体行业、国产大型工程机械等等——各行各业全都是中国本土孵化、本土成长、本土扶持的企业。
当然这种体制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问题是，每次试验孵化的成本，都是巨大的，一旦选择了某个赛道，会有大量的重复投资、骗补、套壳公司从天而降，获得大量不公平的巨大利益，浪费巨大的社会资源，比如早期的电动车、光伏、5G、半导体等泡沫时期。
所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选任何一条多余的赛道，都是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国家财政和基金去大量选赛道，容易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专业的事情，当然要交给专业的商业VC去做（当然国家和各产业基金商业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另一个问题是，会造成封闭市场下对消费者和纳税人的不公平。
比如电动车，国家政策约等于用高额的车辆牌照摇号门槛，无限度拉高汽油车的购买成本，逼迫消费者去购买国产电车——而最早期高价买低劣质量配置的国产电车的消费者，被迫承担了试错成本，被各城市推广电动车的政策转嫁了负担成本；
再比如5G，国家大力扶持国产5G的办法，是逼迫国资企业移动联通集体升级华为和中兴5G基站，最终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同时各地方政府用财政大量补贴、投资、支持大量5G行业上游企业、生态产业和产业园，最终用掉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归根到底是土地财政的钱，就是恒大碧桂园天价拍卖土地的钱，最终就是每个人买房子的钱；
再比如国产信创，包括国产所谓数据库、操作系统、软件、AI服务、人脸监控、国有云等行业，逼迫国企和事业单位全面转向信创名单，但其中大量充斥着开源项目魔改的“自主研发”国产产品，以市场价几百倍的价格被强行推广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示范产业基地等等，造成财政上的大量浪费——当然，这些也全部是土地财政兜底，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买房者兜底；
最终上述都是由消费者和纳税人兜底，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财政浪费，补贴最终流入骗补项目中，使得整体投资效率低下，在特殊时期下孵化出一堆诈骗犯。
当然第三个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家和政府主导孵化补贴的行业，一定是追随欧美成熟行业——这种产业一定是跟在欧美后面、亦步亦趋的红海价格战——而绝对无法引领真正的技术和商业革命。归根到底，也就是把模仿玩到极致，而无法通过照猫画虎实现真正的原生性创新。
所以说，中国很像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韩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同时有能力把全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也有很大概率10件大事里办成3件，办坏7件。
日本的问题在于，在汽车和白色家电后，再也没办成大事：
硅谷半导体行业还在搞算力等核心架构技术突破，日本却在集中力量，专攻半导体存储，跟全世界打价格战搞倾销，没有技术壁垒，全靠价格战，最终被一击毙命；
汽车行业走了弯路，电车时代被甩在了后面，新能源押注高风险、高成本的氢动力，抛弃电车，份额不断被蚕食；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消费数码全球风靡，但缺少核心的商业革命，在智能机和mp3时代还能独领风骚，在iPhone和Android时代被一击毙命；
剩下的动漫、电影、电视剧、游戏、娱乐等行业体量太小，不足以支撑1亿人口的进一步突破，最终陷入了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
中国作为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巨大经济体，政府依然有能力去统筹全社会资本和资源去孵化产业，尝试产业升级——那么接下来的全部国运，要看能否扶持几个巨大的、可以引领全球的行业，去支撑未来20年经济发展的动力。
当然，印度、越南、东南亚还在欧美对华脱钩的低端制造业不断追赶、快速发展——如果中国无法完成升级，接下来连续折腾若干像5G一样的错误领域，不仅现有的所有优势会被蚕食殆尽，而且将会带来结构性的产业问题，可能会像日本一样陷入中国版的“失去的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