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信息、社会资本三者相互依存，彼此激发，释放动能，制造人脉网络" 超级枢纽" 的连接器，本小节介绍：最有价值的连接器—可转换成金钱的信息
在金融领域，最有价值的连接器是可转换成金钱的信息。能接触到信息并将其转化成商机的人拥有宝贵的优势，而获取信息最高、最可靠的途径是找到信息源。
所有网络都是通信系统，信息是基本原料，而进化就是生物在网络中持续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信息的流动可以把组成网络的链接和节点维系起来，并决定网络的运行，因此，它作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决定性催化剂，具有巨大的链接力量。
将获取信息作为目标或挑战的时代早已过去，在信息革命大步前行的今天，获取高质量信息比原先容易得多。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神经中枢，囊括了几乎所有能数字化的信息。在未来几年，互联网用户将会大幅增加，反过来，他们又会在网络上注入更多信息。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平台，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指出：“我们已经从信息等级化的结构，即大多数人被动接受信息，转化成每个人都可以是组织者、媒体、沟通者的模式，即主动传播信息。”结果，我们不得不面临信息过剩的局面，过滤有效信息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大数据显示，如对此进行相关性统计，只会使情况更严重。
金融领域的挑战在于，它处理的问题并非是能触摸到的有形物体或容易理解的简单服务，相反，它应对的往往是抽象的衍生品。
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构想往往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出结果，因此，信息的可证实性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大部分的公开信息要么不完整，要么有失偏颇，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媒体会从各个角度报道金融新闻，除了专家、学者和思想领袖之外，博客、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用户也会各抒己见。金融机构发布的研究自然具有倾向性，因为，此类研究通常是兜售其产品，提高其声誉的工具。
巴菲特在2014年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经理人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积极维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声誉。这一使命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赚取利润”。在信息大战如火如荼之时，公关公司和企业都不惜花费高昂代价，偷偷入侵新闻领域。他们用高薪聘请大批记者，这些媒体人通常以严肃新闻为幌子，用引人入胜的故事结合博人眼球的多媒体内容，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雇主进行宣传，呈现出其最光鲜亮丽的一面。人的感觉是很现实的，而美化宣传、拔高以及直接操纵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金融市场流通着一种特殊货币一错误信息。散布谣言诱使他人做出商业行为是操纵市场、获取暴利惯用的伎俩。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第四大投资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造谣者大多是卖空者，他们四处散布消息，声称雷曼兄弟将会成为下一个贝尔斯登，这导致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银行挤兑、股价急剧下跌，公司最终倒闭。今天，谣言越来越普遍，散布谣言的平台更多，传播速度也更快。在复杂环境和充满危机感的氛围中，区分真假绝非易事。随着时间推移，“三人成虎”的悲剧可能会越来越多。
沟通是形成网络力量的重要途径。因此，人脉作为关键的信息来源渠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在信息大杂烩中，要拿到一手资料，如同大海捞针。能将原始信息来源粘连起来的黏合剂就是同质性——有共同的社会背景、性格以及促进沟通，建立互信的品质。
有较强人脉关系的人通常消息可靠，能获取更多权威消息，但人脉较弱的人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对接收既定商业和社会圈子之外的新消息的心态更为开放。另一个有价值的来源是休眠关系(Dormant Ties)),即认识时间长，却因种种原因没能频繁联系的人脉。“超级枢纽”是网络的核心，他们能够访问信息，控制信息流。因此，他们既是神经中枢，又是信息经纪人。在信息爆炸时代，将有效信息从噪音中过滤出来越发困难，这更加凸显了“超级枢纽”的信息权。
人脉对信息价值的影响
哈佛商学院在一项题为 (人脉价值评估) (Assess the Value afIour Nenworks) 的研究中指出，基于以社会、教育、就业和性别为背景的个人关系，极大影响着信息传播和信息质量。通當，人们不相信公共信息，更相信自己熟悉和信任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在招聘与求职时，高管之闻会相互参考意见，进行裁量，以确保网罗更优秀的人才，降低搜索成本。
哈佛大学在一项名为“校友的力量”的研究中考察了信息流动如何影响股市，该研究对比了高管为校友的公司的投资行为，与那些高管并非校友的公司的投资行为。结果显示，高管们会对校友管理的企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而且投资成功率相对较高。他们彼此知根知底，拥有相互重叠的社交圈，且平时互动频繁，又因为背景相似，所以能更准确地评估对方。
接近决策者，尤其是央行行长，具有重要价值。有关货币政策的信息可能直接转化成利润。银行行长经常与金融高管接触，向后者解释他们制定的政策，同时也可以在交流中了解金融业的现状。2007年金融危机让央行行长们措手不及，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企业负债程度和次级抵押贷款的规模。因此，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才能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市场，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财政政策。
同时，作为货币的监管人，中央银行受制于严格的指导方针，必须提供平等。公开的信息，以避免暗箱操作和内幕交易的发生。但央行官员并非完美之人，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也会陷人逃茫，所以，信息泄漏，利用机密信息提取利润的事件屡见不鲜. 随着众多央行官员最终都加盟私营机构，权钱勾结更是加剧了利益冲突,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和保尔森基金公司 (Paulson & Co.) 的顾间。
其继任者本·伯南克离开美联储后，担任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坡堡集团 (Citadel) 的高级顾间。同样,德国央行前行长埃克塞尔·韦伯成为了瑞银集团 (UBS) 董事长，而瑞士央行前行长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离任后成为了黑岩集团的副总裁央行行长与金融家之间关系过密的铁事数不胜效，这种不当关系甚至导致了保罗·塔克(Paul Tucker)与英国央行行长宝座失之交臂。这位德高望重且深受人爱戴的英国央行高级官员，曾被公认为前任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热门的继承人。然而，操纵同业拆放利率的丑闻将他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些曝光的电子邮件证实，塔克与巴克菜银行CEO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来往密切，塔克因此受到议会委员会质询。最终，马克·卡尼击败塔克，成为英国央行行长。
许多咨询公司都不加掩饰地宣扬他们与公共部门的亲密关系。
以迈德利环球顾问公司(Medley Global Advisors)为例，这家为金融行业提供研究成果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研究公司常常会自豪地表示，他们与多国央行和政府机构往来密切，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迈德利(Richard Medley)甚至称，自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得以使它成为美联储的“情报机构”。
2012年，该公司在美联储政策正式发布的前一天，便公开讨论政策细节，因而被相关部门审查，国会也介入了美联储信，息泄露案件的调查。对此，迈德利争辩道，公司已于2010年被英国《金融时报》收购，因此，迈德利环球顾问公司是媒体组织，有权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在我完成本书时，此案仍在调查中。早在这项调查开始的两年前，本·伯南克就曾警告决策者，需注意信息安全，不要把内幕信息泄露给媒体和顾问公司。他特别指出：“可能存在对非媒体外部人士的信息泄露，包括市场参与者、前政府官员、顾问等，其中有些人会把内幕消息卖给市场参与者或者员工，进而从中获利。”
另一起有争议的事件由布勒旺一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赞助的一次会议引起的。这是一家管理著 270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公司，活动主办方是金融分析中心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和瑞士央行，举办地设在伦敦豪华的伯克利酒店 ，与会者主要是对冲基金经理，交易团和银行家：晚餐期间，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伯诺瓦·科出宣布，做洲央行在接下来几周内会增持政府债券。当他的言论在做洲央行网站发布后，欧元在 12 小时内大幅下跌, 政府债券也因此经历了大量波动·科雷向金融人士提及欧洲央行计划，被指泄露机密信息，做洲央行行长马里奥 : 德拉吉 站出来为科出辦护，他表示从欧洲央行网站在几天前公布的数据就能明显看出,欧洲火行将增特政府债券，同时，他也承诺改善银行的沟通笨略。
金融危机期间，关于救市计划信息的不对称或不平等获取让人更加质疑华尔街利用优势地位搜取利益。2008 年，美联储决定实施量化宽松计划，但因缺乏实现计划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
美联储不得不依靠第三方的力量。因此，它邀请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高盤和惠灵顿等四家私人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实现其计划并把许多未公开的信息提供给这些公司，以便它们了解如何实施计划，这就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这些公司代表各自在美联储购买饺券的客户在同一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为了避兔冲突, 这些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以及一系列防止价格波动的规章制度和预防措施，并同意接受账目审计和其他控制程序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下大赌注， "对其交易展示信心"，并且持续获得高額回报，因而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尤共是它道过其颤问，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咨询委员会成员穆军默德 . 埃尔一埃利安 以及伯南克的红颜知己理查德·克拉里达 等与美联储保持密切关系, 在此期间, 格林斯潘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曙。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CEO 比尔·格罗斯把他与美联储的密切关系作为卖点，时刻吹嘘他无所不能的人脉和远见，甚至将白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 "与各级政要握手"：该公司曾受到追潮审查，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它在交易中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
动荡时代的人脉优势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曾是华尔街人脉极广的高管之一。尽管他之前从未涉足银行业，但盖特纳拥有相当光鲜的背景。
他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政治家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联合创办的基辛格同仁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之后，盖特纳就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下简称纽约联储）。年轻有为、活力四射的盖特纳深受上级赏识和下属推崇，很快就晋升为高管，负责监督多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营，包括花旗集团等。
他经常与华尔街的高管交流，努力收集市场信息，这一点从他的工作日程上就能看出，他的个人生活也和许多受他监督的企业高管重叠。然而，盖特纳却在最为风光之时遭遇了惨重的打击：他因为没能及时意识到自己监管的那些机构已经陷入危机，且危机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拖垮了整个金融系统而遭人诟病。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认为，盖特纳领导的纽约联储已经与金融界达成妥协。
麻省理工学院和华尔街著名评论家西蒙·约翰逊曾与他人共同发起一项名为“动荡时代的人脉价值”的调查，意在考察盖特纳任美国财长时期，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是否在危机期间得到了特殊利益。约翰逊把人脉定义为友谊、专业协会和其他互动，如慈善机构合作等。
这项调查结果表明，在盖特纳成为美国财长的热门候选人时，与他关系密切的金融高管所在公司的股价有显著上涨。当盖特纳的支持率因个人税务问题而下降时，那些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异常回落。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股价波动是因为盖特纳与这些公司之间存在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共谋所导致的。也没有迹象表明盖特纳有腐败行为。虽然他因为制定了错误的政策而广受批评，但他并没有因为道德污点遭人诟病。他根本不需要贿赂金融公司，以期在私营企业获得高薪职位，因为当他离开纽约联储时，所有机会之门都已经向他敞开。他不求政治仕途，所以也不需要吸引政治献金。相反，当危机降临时，惊慌失措的投资者会寻找任何有利于他们的机会。
研究发现，在盖纳特竞选美国财长时期，某些公司出现股价暴涨的原因在于市场预期，而公众认为，有人脉的公司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预期是正确的，盖特纳确实雇用了他信任的人。“在危机和紧要关头，社会关系可能会对政策产生更多影响。”紧急情况需要绕过官僚主义，运用互信的人脉关系。所以盖特纳的招聘选择是既定人类行为模式的自然结果，这显示了人们更倾向于同他们熟悉和信任的人合作。也就是说，越是身居利害攸关的要职，人们越倾向于吸纳他们熟悉、对他们忠诚且让他们感到舒适的人，而不太会选择一个也许能力出众但完全陌生的人。
由于华尔街和普通市民之间存在复杂的紧密联系，因此，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向华尔街那些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了解情况且具有决策力的同仁寻求建议。尽管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不过，仍然有一点值得怀疑，人们是否能完全脱离利己主义或文化偏见。“文化偏见”在这个语境中是指，金融业会间接影响监管机构，前者会巧妙地说服后者，使后者认为，金融部门的利益与普罗大众的利益没有分别。这有个假定前提，即政策制定者与华尔街高管相处的时间足够长，就会与他们沆瀣一气，下意识地采用他们的观点，给予他们优惠待遇。政客们总会在聊天时受对方影响，这就导致了游说行业的蓬勃发展。最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人脉的公司获得的利益是暂时的，是危机带来的结果：“一旦自由裁量权减弱，做出重要决策的速度放缓，这些关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思想领袖一超级信息枢纽
思想领袖就是“智库”。他们对金融和经济进行全方位分析，提出见解，并由此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这些思想领袖究竟做了什么？影响力如何？他们又为何如此受欢迎？
在金融危机白热化之时，我曾有幸与一位思想领袖共事，他就是鲁里埃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知名经济学教授。他还创立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他拥有犹太和伊朗血统，出生于土耳其，成长于意大利。在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鲁比尼曾供职于MF,曾以高级经济学家的身份任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又成为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高级顾问。他出版过多部著作，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不计其数。以鲁比尼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的影片《监守自盗》荣获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由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也有他的身影，他还因此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邀请。
鲁比尼就像很多电影刻画的学者那样：不贪慕虚荣，也不顾外在形象，衣领和领带常年歪斜着。在这个相对枯燥的行业里，他过着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常因为其专业知识和个人生活荣登头版头条。
他的人脉很广，遍及学术、政策、金融和企业界。他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他的才学，还因为他在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与鲁比尼共事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学习经历，我得以接触到一些世界上最有趣和最有权势的人。然而，这份经历也令人身心俱疲，因为金融危机未见尽头，而他的行程也异常繁忙。
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未发生时，鲁比尼就已准确预见这一趋势，并清楚地意识到这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会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高管与政客完全没有意识到金融系统已在崩溃边缘。那里盛行着一股毫无缘由的乐观主义。
例如，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会长、时任伦敦商学院院长的劳拉·泰森认为，“又是经济稳健发展的一年”。时任美国国际集团副总裁的雅各布·弗兰克尔表示，那些对经济抱持消极态度的“熊市论者”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像鲁比尼这样冷静的批评者是少数，当时，他们被看成是为了博人眼球而不惜唱衰经济的人，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当多米诺骨牌纷纷倒塌，與论的钟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时，曾被人啡之以鼻的人反被誉为圣贤，广受追捧。鲁比尼迅速成为抢手的顾间，受邀飞往全球各地，向总统、央行行长和大型公司 CEO 谏言。许多会议都发生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权力重镇 : 白宮、美国财政部和IMF。
在鲁比尼看来，在学术界人脉的权重要低于其他行业，因为学术界毕竟要靠研究成果贏得成就和名望，他本人便是在学术界先树立权威后，才慢慢向政界发展。尽管鲁比尼拥有接近高层的机会但他认为，圈外专家的影响力总是有限。他解释说, 要真正影响政策，就必须在政界寻求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参与信息传播和决策。接近决策者并不容易。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與 .德拉吉等人都非常道慎不愿意谈论任何机密间题。同时，一些机构负责人道常不具备独立决策权，他们只是作为决策团体的一分子，这使得结果更加难以预测。例如，耶伦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的 12 名成员之一，德拉吉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 (ECB Goverming Council) 的 24 名成员之一。
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决策者作出的决策都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他们的观点和评估会隨着时间而改变鲁比尼坦陈，进人政策制定者的圈子后确实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维和决策过程背后的逻辑，但他强调。这并不能取代全面分析思考的过程，我的看法是，政策制定者清楚机密泄露造成的影响所以他们对 "国家机密" 守口如瓶。然而，在私下会见时，你仍然可以从他们的语气，措辞或肢体语言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推断事情的发展方向。当然，这种直观即象永远无法取代脚踏实地的分析，但至少能让你拥有一定优势。
鲁比尼认为，拥有高情商固然很有帮助，但他的想法之所以如此有力量, 主要是因为其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声望。鲁比尼的商业咨询公司可能受益于他本身的才学和社交技巧。咨询是竟争极其激烈的行业，且研究通常需要高成本投人，却无法产出多大利润，雪上加霜的是，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费的高质量分析报告。进人咨询行业不存在壁垒, 因为它不需要执照, 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顾问。高学历、决策经验和高层人脉关系为思想领袖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使他们更容易加入 "超级枢纽" 俱乐部。
金融界大多数思想领袖都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不少甚至已成为学术名人，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纳西姆·塔勒布和保罗·克鲁格曼等。他们触动了时代热点，本身已经成为品牌；他们是耀眼的明星，拥有一群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他们是媒体的宠儿，轻易就能得到许多独家邀约，以及进人顶级董事会的机会；他们的工作超越了与世隔绝的学术圈，成为了舆论焦点；他们对公共话语体系的构建影响极大，通常会把抽象复杂的分析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政府、机构和企业领导者在决策时会慎重考虑他们的观点，这赋予了思想领袖额外的市场价值，使他们能在提供咨询服务时开出更高的价格。此外，他们的中心地位帮助他们成为“超级枢纽”。就美国的思想领袖而言，他们的演讲费用起价为每小时75000美元，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住宿的费用另算。
如果到国外演讲，他们的出场费可以超过150000美元，具体根据路途远近而定。思想领袖通常敢于挑战传统思维。过去几年，经济和政治发展超出了许多现有范例的解释范畴。每当思想领袖开启转型研究时，他们就会引领公众集体思维的进化。不过，他们那些有悖常理的观点往往会引发争议，因为很多人都惧怕变化，不敢挑战传统规范。
思想领袖对创新的启迪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经常性的错误预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股市波动到欧元解体，他们接二连三地做出误判。MF研究部高级顾问普莱凯希·拉格尼在分析了各种经济预测结果后发现：所有预测结果符合“预言很难，尤其是预言未来”这条铁律。同时，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预测错误率几乎一样高一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前或恢复增长前夕对拐点的预测。也许这就是为何经济学通常被称为“悲观学科”的原因。为此，学术界不懈努力，试图推动根本性的改革。2013年，本·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时指出，经济学能够完美解释为何决策者在过去的选择是错误的，但它对未来的预测功能远不尽如人意，不过他也表示，经济分析至少有助于避免存在逻辑漏洞的观点。
为什么专家很难准确预测，即便是在相对可预测的情况下，也会失误？原因之一是，未来本就是不确定的，不可能根据预测就能得出模型，并进行数学分析；另一个原因是，人类思维会受认知偏差的限制。在我们进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倾向于推断，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推断可作为认知捷径以做出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参照体系解释事情的缘由，并且只相信与自己观点相符的结论。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偏见为我们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偏见也阻止了我们谁确地处理新信息、修正错误的观点。因此，有能力超越偏见的专家会给对话增添很有价值的锥度、这些维度会成为关键的信息链条。
CEO们必须不断创新，以规划长期愿景和策略。在范式变革席卷世界的时代，决策参数变得更加不确定，也更为复杂。全球经济低速增长、政治不稳定性增加、宏观经济风险不可估量，在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