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在网路上飞速流传，内容主要涉及昆明城投债兑付困难等情况，引发城投债二级市场的债价下挫。
随后，昆明官方、海通证券、民生银行开始辟谣。从辟谣内容看，该文内容的确是由内部人发出，无论内容是否属实，均指向了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城投债危机。
城投债出现问题并非个例，此前渝商联曾报道遵义道桥公司，对百亿贷款进行20年展期，引发舆论关注。城投债在大债压顶之下，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酿出更大危机？
根据公开信息，渝商联智库分析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官方隐私的泄露，造成二级市场的恐慌。“会议纪要”主要表诉了，昆明市某几家城投公司的企业债逾期，到期无法偿还，昆明市各方面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筹资资金，该处理的资产也处理了，但是还是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文中还提到了，云南帮扶资金来源：上海。上海是云南的定向帮扶方，以前还债的资金，大部分是上海城投帮扶的，但是去年受疫情问题影响，上海没有拨付，而昆明这边情况比较紧急，组织去上海“借钱”。
二是昆明城投债的确债务过大，入不敷出。根据昆明市财政局数据，截至2022年底，昆明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2231亿元。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截至2023年4月26日，昆明城投被纳入被执行人案件共3件。根据最新公开市场的数据，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昆明城投总资产732.87亿元，总负债430.20亿元，资产负债率58.70%。从公开数据看，并非资不抵债，但公开数据并未包含非标融资数据。
再看看收入。昆明市财政收入在2022年出现下滑，2022年昆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05.25亿元，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下降13.6%，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26.7%。其中，税收收入394.14亿元，同口径下降1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27.2%；非税收入111.11亿元，下降24.9%。
城投债的产生源于城市化建设。如果城市化在人口净流出严重的地方发力过猛，就会形成偿债压力，最后演变成危机。出现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背向而行。地方政府大多有“筑巢”思维：先建城，再吸引产业和人口。
而规律告诉我们，有了新城并不意味着就会有相应的人口和产业，如果新城形成不了人口和产业基础，不能带来正回报，危机爆发是迟早的。能形成正回报的，恰恰是人口和产业增长动力强的地区。
新城建设如果不瞄准实际需求，盘点自身优势精准发力的话，就会形成债务危机。
有些地方政府，建设规格高于实际需求，形成脱节效应。绝大部分的新城，毫无例外提出要发展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而大多的新城功能仅能满足生活性服务业，还有一些城市的新城规划，是在城市边界发展先进制造业，城市核心发展服务业，建设行政中心、金融中心、中央商务区等。由于规划的空洞，造成新城的公共设施建设标准偏高，投入过高，后期规划与需求脱节后自然形成危机。
由于城投债部分投入参有收益，并非全为公益性投入，因此中央定调“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让地方政府自主化解危机和风险。而地方可不一定这么想，由于参有非营利性投入，一旦出了问题，该伸手求助还得伸手求助。
目前债务转化的几种处理方式：
债转债：地方债转中字债、城投债转地方债。目前有地方政府的背书和地方银行的支持，城投债还未形成连锁性反应，若从局部影响上升为全局影响，转化为国债为可行性方案。
帮扶还（找对口帮扶城市）：有盈余或者债务压力小的高能级城市，向落后城市扶持。
出售地方某些运营权（抵押城市泊车位）：通过城市经营性收入的抵押和变形来偿债，但是也有一定负面，例如广西南宁的慧泊停车事件。
借新还旧，无奈发起永续债：实在不行只有擦边球赚钱（比如罚没收入）。
数据显示，2023年城投债到期规模为历史峰值，到期规模合计为5.7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2%，创历史新高，到期压力主要集中在三四月份。2023年城投债到期回售规模最大的省份有四个，均在3000亿元以上。
同时，结合到期回售规模占存续债券规模的比重来看，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如西北和西南省市，分别占比均超过50%，未来一年内压力较大。今年1-4月，城投非标违约事件达73件，为2018年以来的新高。
渝商联智库认为，城投公司形象等同于地方政府形象，如发生连续性负面事件，将形成系统性问题。另外一方面，对土地财政模式，不进行深刻反省与复盘，矛盾可能无法彻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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