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五种模式：反思中国的经济方略
作者：Matt Ferchen，荷兰莱顿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重点为中国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Mikael Mattlin，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安全与治理研究项目研究教授。
来源：Matt Ferchen and Mikael Mattlin, “Five Modes of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Rethinking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The Pacific Review,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4, 2023
导读
当涉及到中国经济国策的结果，即中国是否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时，相关文献只能呈现出一幅模糊的画面。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认知、雄心、能力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弥补有关文献中的缺陷。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理解中国经济影响的不同模式的分析框架，以期提供一种类型学光谱，帮助克服狭隘地关注经济方略或地缘经济学相关的限制。本文对经济影响模式的类型学分析也凸显出人们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看法可能会掩盖或影响其真正的维度。本文的五种“经济影响模式”建立在吴翠玲（Evelyn Goh）的研究基础上，她介绍了三种模式：劝服的能力、偏好倍增和说服，为更具体地分析中国经济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本文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与修改，添加了非正式的影响力和意料之外的影响这两种模式，并突出了一些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例子以阐明框架的实用性。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五种模式
（一）劝服的能力（Ability to prevail）
吴翠玲主张将权力定义为潜在的能力（经济、政治和军事）和来自影响力的权力，她将这一能力描述成为有效行使这一权力，或“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改变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另一行为者的偏好或行为”的行为。吴认为，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往往发现中国的影响力不大，具体而言，她几乎没有发现中国让其东南亚邻国改变或放弃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证据。但她没有对中国的这一能力不屑一顾，而是认为该衡量影响力的门槛较高，需要适应它寻求并可能实现影响力的其他方式的范围。她对这一能力的关注不仅吸引了本文对通常被经济战略分析家归类为惩罚性或强制性经济政策或工具（与经济诱因相反）的关注，而且还吸引了对这种劝服经济的努力是否起作用的关注。她的劝服能力框架要求我们跟踪这一影响力的效果。
学术界缺少对这些问题的仔细而明确的探索，事实上许多关于经济劝服的报道都强调了企业和政府在应对实际或威胁实施的贸易、投资或金融限制时的“韧性”，意味着劝服能力受到了限制。同样，对“掠夺性”贷款尤其是“债务陷阱外交”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试图在富裕国家之间进行劝服要彻底得多。归根结底，关注劝服能力的价值并不在于证明中国没有或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影响力，包括通过强制性或惩罚性的方法，而是要注意到我们仍处于理解实际和潜在结果以及局限性的早期阶段。
（二）偏好倍增（Preference multiplication）
吴翠玲对偏好倍增的关注揭示了中国经济影响力中被低估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她将劝服能力（ATP）和偏好倍增（PM）并列在一起，后者与经济诱因密切相关，在这种影响力中，“拉拢和同意”是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当中国的利益和偏好与中国努力影响的目标国家（或企业、机构）的利益和偏好基本重叠或趋同时，就会发生偏好倍增，即这一模式包括中国给予另一方更多他们已经想要的东西。例如中国支持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贸易协定，或者2020年底与欧盟签署全面投资协定。
事实上，作者希望辨别出中国更有可能使用惩罚性或强制性经济工具来努力改变其他国家或公司的行为，以及其他更有可能使用这一偏好倍增策略的情况。作者认为，前者更多用于发达和民主国家，而后者更多应用于南方国家。经济方略和地缘经济学的概念似乎更接近于前一模式，而经济影响力的概念可能更有效地适用于后一模式。然而在分析经济影响的偏好倍增模式时也必须谨慎，应谨慎地假设中国与其声称南南团结的国家之间有多大程度的理解、看法或与“发展”相关的硬物质利益，中国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外交以及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地区接触的政治经济，并不一定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平稳的偏好倍增的故事。世界经济正处于一场新的能源冲击之中，市场波动及其对中国与大宗商品资源丰富的国家关系的破坏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复杂组成部分。
（三）说服（Persuasion）
第三种影响模式的重点是中国或目标国家如何理解或感知其利益的趋同或分歧，此时叙述和概念框架变得十分重要。在经济影响问题上，中国愿意在何时何地更公开地依赖于与劝服能力模式捆绑在一起的语言和工具，而不是它将在何时何地推动与偏好倍增模式相关的修辞和逻辑并非显而易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中国似乎更依赖于后者的说服力，然而即使在与美国、欧洲或亚洲一些富裕邻国的关系中，中国的对外经济外交也经常强调更多贸易和投资的互利性。经济相互依赖在说服的方法中是一个净积极因素，然而近年来的事件表明，在中美或中澳关系中这种说服的努力被打破，因为相互依赖（或其相关的依赖）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安全风险，说服作为经济影响力的一种类型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
回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以商品为基础的关系，吴的说服模式也是相关的。评估中国在非洲或南美经济体中的经济影响力的中国官员、研究人员大概率会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互惠互利的发展，而当地官员、学者或记者可能会强调对同一实质性关系所固有的风险依赖或波动性的担忧。中国内部对任何特定商品、技术或服务于全球经济或特定国家相互依赖影响的评估，也更有可能强调对外国市场过度依赖会给中国本身带来的风险。本文作者尝试在吴的基础上区分不对称相互依赖、竞争性相互依赖、相互依赖武器化或简单依赖等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评估中的实质性与可感知的差异。
经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深入探讨了权力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此外一些学者还探索了相互依赖的不同影响和观念，后者将“缠住”（enmeshment）的概念理解为“相互依赖”，显然说服模式将我们从纯粹的理性主义和物质分析带入了有关社会建构的理解和认知中。
（四）非正式的影响力（The informal model of influence）
总的来说，吴翠玲上述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中国有意使用经济工具和政策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关注政党或国家如何通过国有企业、政策性银行或大型私营企业来追求商业、政治和安全目标的结合。作者接着提出了另外两种经济影响力的模式，它们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却对中国的权力和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未被重视：经济非正式性和意外影响力。经济非正式性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不受国家当局管制的经济活动，然而尽管中国分享了其他地区存在的非正式性的一些核心特征，即从农村向城市的快速迁移，市场力量的扩大等，但非正式性的概念很少被应用于中国。
要理解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非正式模式，一个很好的起点是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著作《中国资本的种类》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她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家主导形式与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形式区分开来，后者的特点是“分散的即兴创作”（decentralized improvisation），往往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结果”，那些进行贸易、投资或贷款活动的个人或小公司构成了“分散即兴创作”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对非正式性的关注为分析一系列行为者如何利用或操纵他们与更“官方”类型的经济活动或政策的联系以达成目的提供了新途径，然而非正式性的影响模式也可以适用于官方、国家资本主义中相关行为者的行为。对非正式性的关注凸显出当地的非国家行为者和官方的中央国家实体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这些问题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问题，既要关注物质事实，也要关注观念。如果把非正式的行为者和活动加入其中，以及对谁是中国人、谁不是中国人的看法，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侨社区的背景下更有必要理解中国非正式经济影响力模式的各个维度。
（五）意料之外的影响（Unanticipated influence）
正如本文曾经指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国策的许多研究的核心假设是它是有意的，而在一些关于中国非正式经济影响的案例中有许多行为者和经济力量并不直接受中国政府控制，但它们仍是中国对外经济影响的因素。此外，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中更广泛的结构性趋势可以而且确实影响到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的变化，这有时确实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影响模式，进而影响外交和安全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意料之外的影响会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国家政策目标，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创造出杠杆和影响力，使中国处于比其计划的更强大的地位。因此，任何解释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与中国有意的对外经济政策计划不一致或可能损害利益的非故意结果。对于深入了解不同类型的影响力而言，还要了解错误或者损失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以及中国官员和企业或东道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较多关于中国经济方略和地缘经济学的文献认为，中国总是能够有效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工具，产生符合利益的结果。然而包括意外曝光在内的无意影响，也必须包括支持或以其他方式扩大中国权力或利益的影响的可能性。例如本世纪初的大宗商品繁荣，表明中国与大宗商品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但这大多不是有意政策的产物，贸易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变化的结果，而非旨在推动与这些地区贸易增长的有意对外经济政策的产物。然而这种结构性力量或外部冲击也可能使中国面临压力，如债务负担等，因此作者认为拥有影响力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利益。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证明经济影响的概念允许我们克服与经济方略或地缘经济学等概念相关的一些分析盲区，这些流行术语不仅以中国经济方略的意图为前提，而且往往带有关于中国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的假设。作者并不打算完全抛弃对经济方略方式本身的分析，而是主张一个专注于经济影响力的框架更具清晰度。鉴于中国在引发人们对其经济方略的兴趣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好地理解其经济影响力的维度、潜力和局限性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也希望这里提供的经济影响模式框架也可以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表1汇总了影响力的不同的比较模式。
表1：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比较模式
鉴于已有的对经济制裁是否“奏效”的评估，作者认为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方略是否或如何发挥作用，或者其不同的经济影响模式如何导致成功、失败或介于两者之间的结果。最后作者希望本文的反思能启发建设性的批判，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公司的感知和实际经济影响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运作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而且往往是成功的），它正在有效地建立一套替代的经济治理标准和规范，例如关于发展援助、资本管制、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标准和规范，现在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些标准和规范。因此有必要理解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第六种模式，即潜在的结构性力量，以及对中国未来可能如何利用这种力量的担忧，这需要结合更清晰的概念和更深入的实证案例研究。
词汇积累
经济方略
Economic Statecraft
经济强制
Economic Coercion
非对称相互依赖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武器化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译者：聂涵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兴趣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国际传播。
校对 | 罗洁 江若婵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闫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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