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跟一学妹恋爱成婚，疫情失业后，她陪我在夜市摆摊创业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865位真人故事
我叫周昊白，90后，祖籍上海。16年前，被父母带着移居到了澳大利亚悉尼。
在悉尼读完大学后，我曾在补习机构工作过，还送过外卖，摆过小吃摊，但是都没太大收获。
直到后来在网上发现了炒酸奶的行业，我和老婆终于看到了商机。因为炒酸奶在澳大利亚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物以稀为贵，一杯竟然卖到了13.8澳元。
很快我们的独门生意火爆了起来，每月能赚折合人民币近40000元，让我创业劲头更足了。
（小时候和妹妹的合影）
我们在上海时，父母曾开过书店、饭店，但都是小本生意，我没在他们身上学到任何商业方面的知识。
我从小就是个性格比较随和的人，跟身边的人们都能相处和谐，上学的时候成绩一般。
在我读初二时，父母决定带着我们到澳大利亚生活。因为当时有个亲戚在那边做生意，父母觉得在澳大利亚发展可能会好一点。最主要的是我学习不好，他们担心将来毕业我在国内“卷”不过别人，也许在澳大利亚会更有出路。
2007年年底，我们全家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父母刚过去时在给亲戚打工，然后出来找工作，在饭店做过洗碗工、清洁工，在超市做过收银员。
（曾经在超市打过工）
虽然刚到悉尼环境陌生，语言不通，但是有亲戚照应，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和不适应。而且，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大的华人区，有很多商店和饭店都是华人开的，所以日常生活还是很方便的。
悉尼这边气候有些偏热，一年中大半时间都是夏天的感觉。而且和中国的四季刚好是反过来的，圣诞节时国内是冬天，而澳大利亚的圣诞老人服都是短袖短裤。
到这后，我先上了一年语言学校，把基础的语言学会，才到当地的高中上课。
在学校的生活算得上无忧无虑，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性格特别好的孩子，不会跟人发生矛盾。虽然学校里也有一些跟老师顶嘴对骂的捣蛋孩子，但总体上来讲，我没有碰到过很过分的歧视和排挤。
（我和儿子在海边）
我在高中学习成绩一般，高考时考虑到幼教分数比较低，所以就考了一所在悉尼的幼教大学。
大学学习不紧张，我就在课余时间去打工，做过清洁工、园艺工，都是单调枯燥而且很辛苦的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但是能够帮父母减轻一些经济压力，我觉得吃点苦也不算什么。
在上大学的过程中，我遇上了值得我珍爱一生的初恋。
她是我暑假做补习时的“学生”，叫倪怡婕。在补习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高中时的一个学妹，只是当时互不认识。她也是上海人，父母在国内。
（当年补习的学妹成了我老婆）
当时每周我们会见好几次面，下课后会一起出去吃点东西，相处之中觉得两人三观契合，特别有共同语言，渐渐互相产生了好感。
我们真正走到一起，要感谢她的闺蜜。她闺蜜看出我们俩互相有意思，就“逼”我先表白。可我犹犹豫豫一直没勇气张口，因为我以前曾经表白暗恋的女生被冷淡拒绝过。
怡婕见我迟迟不行动，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试探我。一天，她在我面前随口说道：“哎呀，我长这么大从没收到过别人送的花。谁要是情人节送我花，我就答应他。”
我听出她的弦外之音，就有了表白的勇气。情人节那天，我就约她在火车站门口见面。见面后，我从背后拿出一束红玫瑰举到她面前。
（我们夫妻俩去玩滑雪）
怡婕害羞的脸顿时红成了桃花，然后接过我以示表白的玫瑰花。后来我们就租住在一起，一住就是7年。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补习机构上班，怡婕也在打工。我的父母经常和我们来往，知道怡婕是个心直口快，心地善良的女孩，也很支持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们也回国见过她的父母，未来岳父岳母觉得我脾气好，又能吃苦，是个靠谱的男人，所以也很放心把女儿托付给我。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只在澳大利亚办理了结婚登记，没有办法回国办婚礼。有了孩子后，我们觉得婚礼办不办都无所谓。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即使没有婚礼仪式的见证，婚姻照样固若金汤。
（我们领证了，没办婚礼，但是请了证婚人）
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对我家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们有不少存款。但是疫情对很多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因为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没有存钱的习惯，几乎都是月光族。隔离太久上不了班，就没了经济来源，甚至连房租，水电费都付不上。
后来，澳大利亚政府就给家庭困难的人发放各种补贴。按说发福利是个安抚民心的善举，不料却引发了不良的趋势。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可以有补贴，就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工作。就算后来不隔离了，他们也向政府谎称疫情影响找不到工作。
（我们小两口儿和老爸老妈）
不上班的人多了，就导致那些像我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工作量加大。而且，因为有工作，政府的补贴就减少。
当时，各行各业都是请不到工人，甚至听到过洗碗工每小时45澳元（207元人民币）的工价。但是仍调动不起懒汉们的干劲。
后来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减少了扶贫补贴，才渐渐的有人回来工作。
工人紧缺，多种行业都在涨工资，但不是每一家都这样。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补习辅导机构，课堂变成网课后，生源减少，老板收入也减少了，因此也不可能给我们涨工资。
大家以前没有做过网课，一下子改革，工作量暴增。每天编辑授课文案，检查核对，还要跟家长和学生进行协调沟通。每天都在加班，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在日本旅行，我们和一个日本老板合影）
而且由线下课转为线上课，导致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分界线也模糊了。所以办公室里的职员和前台的职员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大家都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多了。
本来工作量大已让人烦躁，加上到处怨声载道，让我感觉工作氛围特别压抑。后来因为一次工作上的职责问题，我跟老板发生了争执，气愤之下就辞职了。
然后就在网上找工作，发现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很不错，就填报了个人履历。等回复的同时，在网上看到一些人炒比特币暴富的视频，我那颗想发财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我正是这样，被“商机”晃花了眼，晕头巴脑地扎了进去。看到盈利后，又兴奋不已投更多的钱。直到后来亏了3万多，才知道贪心不足的下场是血本无归。
（我们约朋友一起喝甜品）
不过我没有因此消沉，又出去送外卖，差不多每小时赚50澳元，没活儿就帮老婆带孩子。那时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人都在家隔离或在家线上工作，所以外卖店的生意挺好的。
三个月后，网上应聘结果出来，很遗憾我没有被录用。
虽然没被录用，但我并没有太受打击。心想继续送外卖也挺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能赚钱就行。而且我觉得送外卖的工作挺自由的，工作时间可以自定，赚钱也不少。
但是我老婆却有先见之明，她说：“你现在对送外卖很满意，那以后呢？你能确保你在5年后、10年后也满意这种工作吗？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很多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句话点醒了我，的确不能对目前的状况盲目乐观。而且，后来随着疫情管控的放开，外卖单渐渐变少，我也意识到送外卖可能做不长了。
（我俩跟朋友们一起玩密室逃脱）
后来我们看到别人摆摊卖提拉米苏很火，老婆就和我商量，我们也去摆摊。她会做各种好吃的点心，而且跟我一样不怕吃苦，所以我们坚信一定能把生意做起来。
父母得知我们要创业，就问我：“你不打算再找工作了吗？甘心做这种小买卖？”
我很坚定地说：“我再也不想在别人手下打工了，我想自己创业。哪怕生意再小，至少自己是老板，精神和肉体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
父母很开明，支持我去创业。然后我们就去了悉尼的一个华人区夜市找摊位。夜市毗邻一个很有名的学区，疫情刚解封时，人流很少，整条步行街还不到10个摊位。
常言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幸亏我们行动的早，占到了最佳摊位。像现在谁要想进夜市摆摊，连个偏僻的摊位都很难找到。
（我在夜市摆摊卖炒酸奶）
我们刚开始摆摊时，是在5月份，悉尼的天气开始转凉，我们就以热乎乎的藕粉羹和Q弹的钵仔糕为主。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出摊时，我们总是手忙脚乱的，经常忘带东西。因为每次出摊就像搬家一样，餐具、食材等准备了一大堆，难免会有遗漏。做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就变得有条不紊了。
我们夫妻俩每天披星戴月地在夜市里忙碌，对这个小型创业踌躇满志。可是做了一段时间后一核算，发现去掉各种成本后，不但没盈利还亏损了。
我们一番研究，发现在超市进货成本太高了。怎么降低成本？最好的方法是从源头厂家购买。为了联系上源头厂家，我们就观察食材包装袋，发现了批发商的电话，后来就买到了更便宜的原材料。
夜市在学区附近，疫情放开后，很多家长和孩子在这里出入。我们发现小孩儿们很喜欢买棉花糖，于是我又购买了棉花糖机，扩张生意。
（超级奶爸被老婆偷拍了）
当然夜市的生意竞争力也是很大的。为了多招揽顾客，我们不但要把美食做得让他们满意，还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去博取他们的好感。人常说：微笑是最好的介绍信。不管是人际社交还是做生意，有亲和力的人肯定是比较受欢迎的。
后来，我们的日营业额渐渐达到500澳元，但只有200澳元的利润。况且，我们投入的是两个人力，还要出摊位费，这样一算，赚这200澳元也是划不来。
虽然“降低成本、扩张生意”这两个点子仍然没让生意有大的盈利，但我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又在一起研究如何改进经营策略。
后来我们在网上发现炒酸奶很新颖，尤其在澳大利亚很稀缺。而且澳大利亚本地酸奶物美价廉，如果把这种特色生意做起来，肯定大有赚头。
于是我们网购了制作炒酸奶的机器，开始做炒酸奶，很快便风靡当地。因为当地人从没见过这种机器，更没吃过这种美食。我们独树一帜，生意自然火爆。
（顾客络绎不绝，简直是供不应求）
后来我们又把生意拓展到唐人街夜市。这里晚上行人川流不息，尤其是年轻人多，对小吃、饮品有很大的需求。因为我们的炒酸奶口味独特，在唐人街夜市生意也是顾客盈门，供不应求，一份炒酸奶能卖到13.8澳元。
因为顾客络绎不绝，再加上我全程是站着制作，所以很耗费体力。老婆一边招呼顾客、收钱，一边帮我递这拿那，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每晚收摊时，我们累得腿都软了，但是看到盈利越来越多，身上的疲惫就跑到了九霄云外。
澳大利亚的夜市都是周末生意，客流量高峰期是在周六、周日。我们每周就只摆3天摊，周五在唐人街，双休日在原来摆摊的夜市，其他的四天就休息。
但这四天也有生意，有些单位举办庆祝活动，或者有些家庭开生日party，就会联系我们上门服务，做炒酸奶和棉花糖。
（经常做炒酸奶，指关节受伤了）
目前我们的生意在悉尼夜市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月能赚8000澳元左右。但出摊时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左右，也是非常辛苦的。有时会累得指关节酸痛，需要贴伤力膏来缓解。
一个人如果弯不下腰，受不了苦，就算他曾经豪情万丈，最终也注定一事无成。只有愈挫愈勇的人，才有望看到成功的曙光。而且，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和改进，也会被社会所淘汰。
未来，我们夫妻俩会不断探索餐饮行业的新风味，招揽更多的顾客。机会成熟时，将流动摊位升级为更有规模的店面，再打造成自己的品牌，形成连锁店。那时，我这个从小就“爱赚钱的小迷弟”，才算是真正地赚到钱了！
【口述：周昊白】
【编辑：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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