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美企图与中国全面“脱钩”，导致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当前，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加码，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在高新科技方面对我国进行制裁和重点打压，并在产业链供应链等层面倡导“去中国化”，企图与我国全面“脱钩”，导致以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发生减弱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可能瓦解的苗头，这必然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带来难以忽略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面对美国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欧盟针对中国试图实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越南印度等国给我国带来的产业链转移挑战等变化，如何主动应对和积极化解，成为当前中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美国企图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导致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如何识别其背后的核心驱动机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解读。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均进入以抢夺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竞争模式阶段。绝大多数国家认识到，制造业是维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将培育和强化本国制造业体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构成部分。客观事实是，制造业已经逐步演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性、基础性、决定性因素。而且，中国制造业能否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获得持续性的前沿优势和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成为体现和检验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核心指标。面对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正在试图打造的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走向终结论”等思潮的盛行，主动引导和创造中国深度参与且能够保障自身发展利益的新型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
一、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趋势新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对美出口增速快速下滑和外资制造业企业加速向外转移的双重压力，这引发了国内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空间是否受到挤压，乃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忧。
一方面，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呈现逐渐放缓和较大幅度下滑的重大变化。2022年8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3.8%（按美元计，下同），9、10、11月三个月的降幅分别为11.6%、12.6%、25.4%，降幅呈现逐步扩大态势。12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滑态势虽然有所减缓，但仍下降19.5%。2023年1—2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21.8％，持续深度下滑态势非常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出现下滑现象，2022年12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为-17.5％，比11月大幅减少了7个百分点，与6月相比减少了34个百分点。2023年1—2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12.3％，呈现出持续下滑态势。
另一方面，自2022年以来，在美国强化针对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各种封锁和围堵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在制造业领域出现了外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加速转移的现象，由此引发了国内对美国推动和强迫全球制造业加速与中国“脱钩”，以及限制中国经济全球市场空间的普遍焦虑与担忧。
在我们看来，如何全面理解此轮中国遭遇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现象，并且科学识别背后的驱动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推进的重大战略性研究任务之一。
当前，美国正在主动实施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的重大决策行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将中国排斥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外的一个突出苗头和表征，企图从根本上限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空间和机会。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当前全球正在流行的一些思潮进行科学的判断和论证。
1. 如何理解“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
近期，国外媒体充斥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代表性言论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2022年12月出席亚利桑那州移机典礼时表示，“地缘政治已经彻底改变了半导体制造商面临的处境”，并警告说“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卷土重来。2023年2月，韩国媒体指出，随着美国日益内部化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持续了30年的分工正在走向终结。这似乎预示着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正在走向衰退和终结。
姑且不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否必然走向消亡，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采取的全面贸易壁垒和压制策略，对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造成了难以忽略的重大影响。由此引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深入参与的以自由贸易原则为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是否面临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即由自由贸易体系快速演变为对等贸易体系，甚至演变为以所谓“国家价值观”作为主导机制的局部性、区域性的狭隘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如果确系如此，显然会造成制造业主导的全球自由分工和贸易体系全面解体和碎片化，进而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的外部市场空间带来极大的挤压效应甚至破坏效应。难以忽略的是，这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的重大事件。
2. 如何理解“中美经济脱钩论”
2017年以来，呈现出中美双边贸易及对彼此外贸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的重大现象。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而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预计到2023年，中美对彼此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仍然会延续逐步下滑态势。中美经贸关系是否正在发生“脱钩”，特别是美国布局和构建所谓“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分工和贸易体系的重大战略转向，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国内的普遍焦虑。
客观事实是，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就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采取了违背自由贸易规则的关税壁垒政策。而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实施了全面封锁和围堵策略。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政策，而且通过出台类似《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品的全面排斥性和限制性举措。另一方面，积极谋划在区域层面通过搭建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体系，试图依靠构建“排华供应链”分工体系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这其中，尤为引发普遍关注和焦虑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现象，究竟是一个短期政策冲击效应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冲击效应现象？究竟是局部脱钩现象，还是整体脱钩现象？这是识别和理解“中美经济脱钩论”更为重要的核心问题。
3. 如何理解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是否会全面替代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虽然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均出现下滑，然而，位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墨西哥却对美出口持续增长。自2019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增加了1/4以上。2022年，墨西哥对美出口额为45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成为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降至第三。在亚洲各国对美出口增速集体下降时，墨西哥2023年1月对美出口却同比增长25.6%，达到425.91亿美元。
这背后可能反映出的重大事实是，美国不会再主动推动CPTPP等类似的大范围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而将推动北美自由贸易为主的小范围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设定为自身最为优先的发展战略。由此，似乎可以预测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局部性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处于加速发展期，美国正在加快实施强力扶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重大策略，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排斥和替代中国对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空间，由此证明了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瓦解和替代现象。
二、科学识别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背后的核心驱动机制
1.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主动组建压制和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格局，是决定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核心因素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组建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是造成此轮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发生根本性收缩和结构性演化态势的主导机制。自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直接竞争对手”之后，美国就以保障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借口，联合所谓的盟国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并采取一切举措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及其盟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加快从中国撤离和转移。
而且，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在重大调整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重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效应之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出现了向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墨西哥等地区较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这就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双重角度，刺激和加剧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向国外的加速转移，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一轮根本性重构和演化的核心力量。
2.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中低端制造业遵循零和竞争式逻辑的博弈思维和发展策略，也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机制
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组建限制和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新体系，绝大部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强化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的直接竞争态势。自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被证明比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更能有效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之后，利用本国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吸引和发展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竞相成为众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和必选发展战略。
因此，类似印度这样拥有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就必然会积极利用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脱钩”策略以及外资企业从中国快速转移的战略机会，甚至会通过主动制造与中国的各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行为，依靠参与美国构建的所谓“国家价值观同盟体系”，来强化自身在吸引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转移和布局机会，进而获得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基础和出口空间。这就必然会诱发全球的主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全球制造业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环节的零和博弈思维式的竞争机制，使得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机制。
3. 所谓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价值观因素，似乎被纳入和放大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力量
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价值观因素，正在被某些超级大国操弄和放大成为分裂与破解既有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关键力量。国家价值观因素乃至地缘政治因素对国民消费偏爱的渗透和放大影响机制，成为影响全球不同国家对不同制造业产品市场消费分布的核心机制之一。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动辄鼓吹和强调“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观”是打造经济同盟的重要因素，试图将国家价值观因素引入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高端产业发展策略的合理性层面，通过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和操弄地缘政治冲突，作为最大化实施封锁和围堵中国的核心手段。在我们看来，这些策略具有故意本末倒置和欲盖弥彰的深层次意图。
一方面，历史发展经验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追求全球投资利益最大化，能否获得利益最大化决定了西方国家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演化趋势的支持或反对行为。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现在所传播的所谓的“是美国给了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最大机会，否则中国必然堕入到苏联式的封闭和解体结局，中国现在挑战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优势，侵占西方国家的高端产业全球利益，是‘忘恩负义’和‘不道德’的行为”。
客观事实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允许中国加入自身主导和控制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其核心战略意图具有多重性考虑，一是觊觎中国快速成长的庞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巨量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巨大投资收益，这是根本性的驱动因素；二是通过针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布局和核心控制力，实现对中国本土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资金链的全面控制、对中国经济和产业未来发展空间的潜在约束，以及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利益最大化分配权的掌控；三是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机会以及国内民众对西方发达国家全面领先的科技、科研、人才和产业的羡慕，推动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渗透，从而实现改变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目的。
因此，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变化趋势是，当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对接和满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预期的多重目标时，中国就被容纳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与控制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一旦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难以满足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预期的多重目标，甚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直接性竞争效应，中国就必然会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式技术封锁和高端产业围堵，就很有可能会被排斥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外。这其中，经济利益的重叠性以及相互利益的依赖性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深化态势的基础性因素。
4. 本国消费者偏好改变，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在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重要机制之中，类似“中美发展竞争→中美科技创新竞争→中美制造业体系竞争→诱发中美双方国家价值观对立行为→导致消费者需求偏好变异行为→对双方制造业产品的厌恶、抵制和排斥→加快中美经济脱钩”传导机制的影响作用已经逐步凸显。这其中，“民族情绪”似乎逐步成为影响一国普通民众对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品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
按照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本土产品特定需求偏好理论假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贸易被阻碍的内在动因。然而，在我们看来，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一个难以忽略的重要机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渗透到双方的相互敌视性的国内宣传策略→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对竞争和敌视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全面敌视和排斥→构建民族情绪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产生根本性、持久性的影响效应。
依据我们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当前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正在针对中国尝试谋划营造这种特定的“民族情绪”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试图通过构建国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贸易壁垒来全面封锁和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空间，从而削弱中国制造在全球形成的品牌和声誉机制。这种操弄手段的效用，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对西方主要国家利益形成直接竞争和替代效应的放大作用下已经逐步凸显，很有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优势。
最为典型的一个证据是，2022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美国的进口总体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而针对中国的进口却出现了下滑态势。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众多进口商和企业主动将订单转移出中国，其背后很有可能揭示出的是美国国内的采购商和消费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抵触情绪。然而，这种封锁和排斥中国制造的手段具有“双刃剑”效应，同样也会激发中国国内普通民众对来自美日等西方国家产品的排斥效应。特别是在美日加快从中国转移出产业链供应链的刺激作用下，美日等高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被消费者抵制和排斥的可能性被彻底激发。当前日本的燃油汽车等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加速下滑，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机制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趋势新格局对中国的复杂影响
（一）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当前，有必要将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的全面围堵和封锁，定义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全局性“脱钩”行为，而非局部性“脱钩”行为。倘若将当前中美之间经贸关系领域已经发生和蔓延的“脱钩”行为甚至断裂现象，狭隘地定义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短期竞争所导致的摩擦行为，就会严重低估美国针对中国GDP规模即将成为全球第一的压力所采取的全局性的竞争行为甚至零和博弈式的战略思维，由此，必然会引发中美在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的全局性“脱钩”行为。
然而，需要从前瞻性战略层面认识到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对中美双方利益有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效应：中国处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则处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相对饱和的发展阶段。一旦美国联合欧盟等经济体组建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那么就会彻底激活中国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依靠构建国内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来谋取全球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换言之，特别是在2020—2050年这30年的关键发展期，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很有可能会出现增长4倍的重要发展机会，由此，中国可以通过正在扩大和升级的国内消费市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逐步补偿失去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而对于美国而言，其受到的经济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相对饱和阶段，缺失的中国市场难以通过自身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得到补偿；二是即便美国通过本土企业或类似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来完全替代从中国的进口产品，也会由于相对高成本造成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而加剧本国通货膨胀，影响本国经济稳定。
因此，即便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来看，一旦中美经贸彻底“脱钩”，理所当然短期内均会对中美两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就导致中国在面对中美经济“脱钩”时，比美国具备更多的战略缓冲和发展模式调整空间。即便是美国试图通过培养印度或者其他的发展中大国来代替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海外市场。但是，要把类似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印度的国内消费能力培养起来的难度，是与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初等高收入国家乃至中等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的难度截然不同的，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当前美国经济发展所承受不了的巨大成本。
（二）中欧之间的局部性“脱钩”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当前，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和产业合作机会关系的演化态势，可能存在难以忽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欧美之间仍然存在发展利益长期相互交融和捆绑，以及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关系长期深入渗透和交织，中欧产业关系逐步由互补性向部分竞争转化，特别是在美国一定程度上掌控与主导欧盟经济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中欧之间逐步凸显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欧盟针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实施阻碍和抗拒策略；另一方面，与美国正在发起的针对中国经贸关系乃至产业合作关系全面“脱钩”行为的内在动机逻辑有所不同，欧盟本质上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同一层次位置，双方在经济和产业层面的竞争性要显著大于互补性，这就决定了欧盟不会完全跟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全局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而是会依据欧盟自身经济和产业利益最大化立场，针对中国实施局部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
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欧盟必然会根据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给自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带来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程度的变化，来调整针对中国的局部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以及跟随和参与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全局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的程度和力度。
（三）中印之间经贸领域的竞争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主要驱动机制之中，不仅涵盖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必须包括类似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难以否认的是，作为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和潜在的全球领先需求市场规模优势的新兴大国，印度无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力量。
然而，中国作为在既有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环节最大体量的占位者，在印度积极将发展成为全球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设定为自身核心发展战略的情形下，必然会被印度视作当前最大的发展竞争对手，必然会面临作为后发者的印度的全面竞争。由此，印度必然会主动利用中美间全局性“脱钩”和中欧间局部性“脱钩”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隐含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业环节从中国转移和替代的战略机会，加快全面制定和实施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竞争和替代策略。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中印之间经贸领域的竞争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具有特定的不对称作用效应：一方面，中国已经长期占据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先发优势和重要地位，全球已经不再具备将印度培养成为类似中国这样具有庞大制造业规模的发展空间。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到33.5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而从全球角度来看，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