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聊聊成都的产业规划。自从成都在网络上成功晋级“卷都”，关于它的种种段子和金句就层出不穷，什么“孙悟空来了都要打500个电话才走得脱”、“成都的工作除了销售就是变相销售”、“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成都不相信劳动法”、“到珠峰知道世界有多高，到成都知道工资有多低”、“成都3500招不到临时工，只招得到应届毕业生”……市场机会稀缺、岗位类型单一、工资低、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者权益保障薄弱，种种“卷都”的表现，在媒体和研究者看来主要就是因为成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比重偏高，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新兴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大量的市场主体拥挤在低准入门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并因此认为成都如果要支撑起现有的2100多万及更高的人口规模，今后的产业发展方向重在提升第二产业比重，让产业结构的重心转移到以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上，才能解决劳动力内卷的矛盾，并进而坐实国内经济发展的第四增长极位置。
从通常的经济发展认识上看，这样的路径建议没有问题，似乎也被前面几个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包括深圳提出要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广州也提出要重回制造业，“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杭州推出“新制造业计划”，形成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这三个城市都分别从重仓房地产业、流通商业、数字经济调整回制造业，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想做大做强，至少现阶段还离不开制造业。
但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发展风向往往逃不开各个城市千篇一律、盲目跟风、一股脑对上响应的弊病，前几年说搞光伏都一窝蜂上马光伏项目，说突破芯片瓶颈就冒出几十万家芯片相关企业，说靠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就发展出相关企业超72.3万家，但其中倒闭、注销的企业、公司也不计其数，这个过程中虽然最后也大浪淘沙冲出几匹黑马，但大量的资金就虚掷到刷政绩数据、骗取补贴以及各个城市、地方间的攀比跟风、同质化竞争当中。城市的产业发展缺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分析，相当一部分产业规划者、决策者对各自城市的优势、劣势、禀赋、基础缺乏客观认知，拿不出一个切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方案路径，或者即便有认知也迫于形势方向，人云亦云，上面推什么就响应什么，别人热乎什么就仿效什么，政策一大筐、规划一大摞、专家一大帮、报道一大片，最终实际的投入产出比在很多地方都拿不出手。
而当下重回制造业，又成为了一个风头正劲的政策风向，牵动着各大一、二线城市主政者的神经。但其实上面提到的三个城市，都有其个中原由或现实难处，杭州从数字经济一个轮子转到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两个轮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互联网经济，包括平台经济和网红经济双双被打压，包含着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杭州从自己擅长的数字经济领域腾出一只手来，去自己不太擅长的制造业领域，到上海、苏州、宁波附近这几个制造业强手中间虎口夺食，胜算几何，杭州人不会没盘算过。
广州提出重回制造业，大的背景是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替代了传统的批发零售商业模式，而广州在进入21世纪后错失互联网和电商大潮，其作为南中国最大的国内外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越来越被稀释，电商大城被杭州抢走，不得不在深圳强大的制造业外溢效应下，寻求新的发展选项。
而深圳的制造业面临的最棘手难题就是工业用地的不足和用工成本的上升，随着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深圳的制造业2005年起陆续出现了向外迁移的浪潮，临深的东莞、惠州承接了最多的转移，2016年华为落户松山湖，其上下游企业也相继进驻松山湖，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深圳力推土地整备、“工业上楼”、严控房价等举措，就是在给制造业留出最基础的土地空间和最基本的利润空间。
可以看出，在某个地区给定的自然、历史和产业传统等资源禀赋下，制造业并非非此不可的最优选项。制造业仅仅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下可能成为最优选，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下，就不一定是明智之选。
说回成都，成都的自然、历史、产业传统等禀赋是什么？深入内陆盆地，没有最廉价的海运、水运交通优势，货运铁路和公路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出四川盆地都在4-5个小时以上；盆地空气流动弱，不利于工业排放废气扩散；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历来是天府粮仓，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冲突明显；临近区域没有大型油田、煤矿、铁矿；人口加速聚集，水资源日渐稀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日益矛盾；主要供电形式水电波动大，用电高峰期电力紧张。这些老天给定的自然条件哪一个都不适合发展大规模工业。#成都# #成都头条# #成都身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