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断链”暴露美国发展底色|亮点研讨

以美国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为主线，全球第五次产业大转移大重构加速推进。

与前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构不同，这一轮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构中，以美国为首，政府之手强力介入其中。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结果，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

虽然从政界到企业界，美国一贯极力宣扬“自由”主张，世界对美国的普遍认知也是如此，公认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所主张的“小政府和更有限的政府”深入人心，也浓缩了世人对美国的这种普遍认知。

然而，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尽管有美国学者称“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也有学者称“美国根本没有真正的产业政策，它在战后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强国，是通过大企业来实现的”，但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为标志（该报告提出了关税保护、出口限制、对目标产业提供直接的政府补贴、对制造业投入进行免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十一条基本政策原则），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主导的国家，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有限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明暗强弱会有所不同。

比如，在二战以后，在美苏争霸背景下，美国政府就加快国防科技体系的建设步伐，采取“先军后民，以军带民”的产业发展战略，并以国防为名义为有关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机构注入大量资金用以扶持国内的科技产业创新活动。在这一时期，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明显。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为应对日本和德国迅速崛起带来的挑战，推动基础科研成果商业化，美国推出了《技术创新法》《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和政策、制度，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保驾护航。这一时期，市场在前台，政府更多在幕后担当“导演”的功能。

同样，在过往的产业转移中，美国也并没有袖手旁观。比如，在二战后的产业转移中，出于对产业转移后培养出一个强大的对手的担心，美国对产业转移进行了限制和划分，例如纺织业部分转移到日本和韩国，汽车配套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墨西哥等国，然后把高端的部分留在本国，其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承接的国家都拿不到转移出美国的产业的全部，都只是这条供应链中的一环或几环。

只是，以日韩为主体的产业向外转移并不是在美国的操控下完成的，中国凭借强大的磁场吸力吸引了世界产业在此聚集，崛起成了一个产业体系最为丰富健全的国家，令美国如坐针毡。

因而，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美国卯足了劲也要通过政府之力来肢解中国已经形成的竞争力和挑战力。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参加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活动中就直言，基于国家安全问题，即便是要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美国也要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就是美国的心声。

所以，当学者们还在争论美国到底有没有产业政策、美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介入到产业发展中之时，美国一直在从国家发展的最高利益出发，调摆自己在产业和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

如今，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沿袭其一贯的做派，只是比过往更加毫无遮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产业链发展面临哪些问题？产业链重组的主要领域是哪些？产业链重构会走向何种格局?中国在这一轮产业链重构中的底盘是什么？企业如何参与到新一轮产业重构？

针对上述问题，福卡智库理论研究中心进行了深入研讨。后续会员报告将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深入分析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