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年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与去年相比有所好转，在低基数效应的影响下，大幅回升是必然趋势，但随着疫情因素积压的需求得以释放，经济复苏的势头正逐渐放缓，后续发展不容乐观。
近期反映商业活动的官方统计数据已陆续出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需求端：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环比下降0.2％。
5月社会生产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环比下降0.9％。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较上月下降5.7个百分点。
剔除基数效应后，社零消费仍然疲软，两年复合增长为2.5%，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分品类来看，可选消费品、汽车消费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低基数；必需消费品、地产后周期产品消费、石油消费增速下滑。
由此可知，基于居民部门就业、收入、消费的报复性反弹呈高位回落的态势，发展后劲不足，无法支撑宏观经济持续复苏。
其次，我们来看供给端：
5月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为48.8％，前值为49.2％，连续两个月回落至荣枯线以下。
5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5％，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8％，低于上月1.3个百分点。
5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40.8％，出厂价格指数为41.6％，比上月大幅下滑5.6和3.3个百分点。
5月大型企业PMI为50.0％，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
中型企业PMI为47.6％，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
小型企业PMI为47.9％，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
这反映了供给端的产出随着需求端恢复乏力而逐渐下降，企业增加产能的意愿不足。
由于居民购买力不足，导致库存积压，为了消化过剩产能，企业不得不以降价的方式出售商品，利润由正转负，叠加现阶段处于去库存周期，商品供需市场整体走弱。
再来，我们看货币端：
5月M2同比增速为11.6％，较上月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
M1同比增速为4.7％，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
5月存量社融规模为361.42万亿元，同比增长9.5％，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虽然广义货币增量相比上个月有所减少，增速也降下来了，但狭义货币增量同样减少，增速不及预期，反映大量货币仍滞留在银行等金融系统内部，没有转化成社会信贷。
从社融数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金融系统表内还是表外的信贷增量均有所减少，其中政企的债券融资成了拖累项，反映宏观经济陷入通缩的势头不变，叠加物价和生产价格双双下降，有可能陷入滞胀。
然后是投资端：
5月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长1.6%，较4月下降2.1个百分点。
分投资主体来看，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0.1%和8.4%，较1-4月分别下滑0.5和1.0个百分点。
5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1%，较4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5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0%，较1-4月下降0.4个百分点。
另外，代表房地产景气度的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2％，较上月减少5.7个百分点。
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分别下降19.7%、4.8%；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下降9.1%；
新开工、新增施工和竣工面积同比分别下降28.5%、36.3%、24.5%。
5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21.5%，较4月下降5.3个百分点；1-5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7.2%，较1-4月下降1.0个百分点。
这说明房地产作为对内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自从2021年国家出台了针对房企融资的“三道红线”政策，以及叠加各种限购、限售、限贷、限价等具体措施，其行业发展始终处于不断探底的过程。
论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销售套数、销售金额、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产业活动指数等数据，一直在环比下跌。
而住宅类用地供应面积、国有土地出让金、土地交易增值税、契税等各种反映房地产景气程度的相关数据也都在一路下行。
最后是进出口端。
5月按美元计价出口同比下降7.5％，较上月减少17％。
5月按美元计价进口同比下降4.5％，较上月减少3.4％。
分地区来看，我国对美国、欧盟、东盟的出口同比分别下降18.2%、7.0%、15.9%，分别较上月变动11.7、10.9、-20.4个百分点。
分产品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降幅明显。
一直以来，外贸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对外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其为我国早期积累起原始资本，通过大规模生产中低端制造业的廉价商品，将它们卖给欧美地区消费力旺盛的中产阶层及以上群体，以此赚取大量外汇，除了扩大粮食和能源进口以外，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以充实国储，彰显主权货币信用。
然而如今，欧美地区不再是我国外贸出口的第一大输出地，这也意味着过往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受到冲击，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出现了松动，还因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供给能力而反噬自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两项足以反映宏观经济的关键数据，分别是居民部门杠杆率、青年人口失业率。
截至2023年3月，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3.3％。而在2019年12月，其数值为56.1％，短短三年多时间，居民杠杆率就上升了7.2个百分点。
5月16-24岁人口失业率为20.8％，前值为20.4％，上涨了0.4个百分点。
这两组数据中，居高不下的居民杠杆率反映了长期刺激内需的困难程度，因为拉动内需依靠金融杠杆，以扩张信贷的方式实现，如今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都被房贷和车贷等大额贷款透支了，尽管后面出台刺激措施，新增信贷也会减少，杠杆必然加不上去。
至于青年人口失业率，则反映了当下短期内就业问题的严峻，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萎靡，继而恶化宏观经济基本面。
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的各项数据均呈现出全面下行、冲高回落、恢复势头疲软的态势。
人们本以为疫情放开后，经济会一直复苏下去，没成想小阳春过后，其韧性开始产生动摇。
对此，中央做出过定调：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面临这三重压力，想要在改善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难度可谓不小。
而造成目前经济发展疲软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外部政治力量在极力阻挠我们借助经贸全球化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体现在短期的经济状况上，各个方面的指标对比之前的都不太好看。
第二是国内的经济增长引擎受到疫情冲击，以及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面临失速的风险。
要知道，我国这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何以腾飞，主要是因为入世前的工业化建设与入世后的城镇化建设实现了无缝衔接，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企业大批量建设工厂，把产能提升上来的工业制造业，转变成以向城市化建设输送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地租经济，包括但不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行业，实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财富的发展路径。
我们历经从工业化走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城镇化建设被迫走到头了，而下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还没到来，导致如今面临发展中断的风险。
第三是我们的体制改革力度不够大，往往绕过最困难的地方，只是在原有困难的基础上打个补丁而已，没有真正在如何彻底解决麻烦的问题上付诸实践。
无论是从中央下的定调，还是各项经济数据，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意识到：当前的宏观经济是真的到了需要中央和地方，乃至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出面，对其施以救助的地步。
我相信没有人会对此产生异议，比如物价指数已经连续几个月下跌，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会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泥潭。
再比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连续半年多处于下跌趋势，成为拖累宏观经济复苏的主要项目。
虽然保交楼和“金融十六条”很好地托住了房地产的底部，但受到发展惯性的冲击，叠加居民关于房产增值的信仰已经破灭，房地产大概率继续探底。
如果延续这一势头无所作为，部分以商品房、开发公司楼盘，甚至是地方与开发建设相配套的土地，其中关联金融机构的大额信贷和资产可能会暴雷，从而传导至整个金融系统。
那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关于救经济这一点，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
只不过主要的问题在于怎么救、力度用多大才能达到效果，既不至于力不从逮，又不会适得其反。
前段时间，关于怎么救经济的话题，网络上分出了两派人马：一派是以任教授为首，宣称必须通过一揽子提振楼市和股市的政策出台，全力拼经济、救经济；
另一派是以马老师为首，宣称只需让市场正常出清，不必在解决原有问题的路径依赖上大费周章，也没必要在刺激楼市的手段上大动干戈，而是把这些表象问题背后的复杂本质揪出来，全局性而非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即可。
对此，我的观点是把这两派人马的观点结合起来：
首先，让行政主体出台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全力救市。
因为当今整个人类文明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权力塑造出来的结果。根据权责对等原则，行政主体当然要出面维持既有秩序，只不过需要将其行使的权力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然后再通过体制内各权力主体或机构一起努力，对当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深刻的变革。
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于是乎，我们看到前天（6月20日）央行全面下调最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0个基点，1年期及5年期以上品种分别为3.55%、4.2%，此举宣告一场关于全面拯救宏观经济的保卫战正式打响！
但是仅凭这样，肯定还远远不够。
六月之后，行政主体将会动员全体社会民众，开展史诗级大救市。
目前可预见的措施有：
针对楼市取消限购、重启棚改货币化、城中村统租；
加大专项债发放力度、发行特别国债，为地方债务纾困；
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实现产能出清。
楼市取消限购，统租或成大招
救市第一个大招肯定会施加在拖累经济最严重的行业，那就是房地产。
去年国家层面针对烂尾楼推出保交楼项目，央行先向特定政策性银行和基金注入几千亿元流动性，然后再让它们向房企注入流动性，以便启动融资，在获得资金后，重启烂尾楼建设，完成复工。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截至今年4月份，依然有大约六成多的烂尾楼盘没有复工，房企融资依然受阻。
既然供给端已经尽力了，那么就在需求端再加把劲，顺势推出“金融十六条”，为保交楼和资产基本面良好的房企豁免部分融资所需的税收，改善房地产行业的现金流，使楼市交易企稳。
原本楼市下行的趋势得到缓解，交易量眼看着要结束探底，此前积压的购房需求得到释放，结果在小阳春之后，整个市场再度下行，而且不只房地产这一家下行，宏观基本面几乎各行各业都在下行，堪称我国经济的历史性时刻。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一直就没闲着，先是允许连续三个月房价下降的城市将首套房利率以LPR为基准下调，再来就是出台带押过户政策，然后开启降息，配合此前推出的救市措施一起充当组合拳，以期经济基本面有所好转。
可惜的是，这套组合拳在当前需求极度疲软的情况下，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从地区来看，原先只有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房价下跌，4月过后，下跌趋势已经蔓延到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非核心地段。
从市场来看，原本只有部分城市面临首套房存量上涨的压力，4月过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不仅首套房去化周期明显升高，二手房挂牌量也突破了惊人的20万套。
要知道在上海房产交易历史里，这种现象还是头一回见，就连2014年房地产承压最严重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
上海楼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去化周期就更不用说了，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
既然组合拳看不到效果，那就要使出更有效的办法了。
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房地产之所以萎靡不振，原因是需求端出了大问题。
我认为，救市政策只需要针对需求端进行调整即可，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取消首套房限购、二手房限价，适当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合理降低金融机构流动资金拆借利率，或是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成立国家专项基金，开展地级市县棚改和旧改项目。
除了以上遵循旧有发展路径出台的措施，还有一个新鲜的大招，那就是近期深圳针对城中村实行统一改造、再由国企负责租赁业务的“统租”模式。
但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非但效果存疑，反而违背了基本国情和经济规律。
我国较为特殊的财产和土地制度几乎决定了，其对交易主体确立包括租赁在内的房屋所有权益及相关义务时具有相当高的难度，这就是房地产税迟迟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统租模式无法真正实现的根本原因。
尽管抛却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困难程度不谈，统租模式也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要建设大量廉租房并投入市场交易，就会形成规模效应，届时将租房成本摊平到较低价位。
除了规模效应以外，生产要素等资源和资料具有集约化发展的特性。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具有马太效应和二八定律。
其实不只有经济会变成这样，凡是具有实质物理量的熵增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产生资源集中化的性质，只是过度与否的问题罢了。
一旦周边资源过度集中，就会导致生存成本上升。
由于只有城市的核心地区才能提供相对优质的就业岗位，大量务工人员只好白天前往办公地区上班，晚上下班后前往生存成本更低的地区休息，从而绕过城中村整改后的廉租房地段。
发行特别国债，纾困地方债务
说完针对楼市的救助政策，我们来聚焦债务问题，尤其是地方城投债。
前面提到，之所以能够如此顺滑地从工业化切换到城镇化建设阶段，靠的是地租经济和土地财政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简直功不可没。
在此阶段，地方行政主体依靠具有信用性质的城投公司大举借债，开启了以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时至今日，地方城投债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日本股票市场总市值仅相当于其约2/3。
其中以遵义道桥为代表，折射出仅靠已有方法和手段难以解决地方巨额债务的现状。
虽然在不久前，中央明确以“谁家的孩子谁抱”为由，不打算替地方债务兜底，而是选择债权清算和债务重组的方式，使之主体正常出清，但现在看来，现实比预想得更残酷，万一地方债务真的成了灰犀牛，演变成违约潮，冲击金融系统和社会秩序，那可就大意失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