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面对铺天盖地的环境污染诉讼，全球化工巨头3M公司终于做出回应。
当地时间6月22日， 3M宣布公司同意支付最低105亿美元，最高125亿美元的和解金，以解决数百起与“永久化学物质”（PFAS）有关的水污染索赔问题。
PFAS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总称，它之所以被描述为“永久化学物质”，是因为PFAS难以在环境中自然降解。近年来，PFAS在美国各地的饮用水、土壤和食品中被发现处于危险浓度，甚至与人体肝脏损伤、免疫系统减弱和某些癌症等疾病有关。
根据协议，3M公司将在未来的13年内向美国公共供水系统提供资金，用于测试和处理PFAS污染。
虽然3M公司此次达成和解协议，但不意味着他们承认污染责任。3M声称，如果该协议未获法院批准或某些条件未得到满足，公司准备在诉讼中进行辩护。
事实上，不只是3M公司一家，同样受到污染指控还有杜邦等全球知名化工公司。由于3M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率先开发了PFAS化学品，并不断扩大这一化学物质的应用，这也使其处于此番舆论风暴的中心。
面对诉讼危机，3M公司在去年底表示计划退出PFAS的生产，并努力在2025年底前在其产品组合中停止使用PFAS。
当前，防治PFAS污染已成全球性议题，知名化工巨头都开始巨轮转向。而对于不可逆转的PFAS危害而言，金钱之外的解决方案依然尚不明朗。
图源：无毒先锋
PFAS，一旦造出则永生不灭
大众对于塑料等白色污染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某些特定化学品的危害，还未能引发足够重视。
事实上，这类物质的影响范围已远超想象，PFAS就是其中之一。
PFAS 是一种庞大的化学物质群体，常见的有5000多种化学品。因具有防水、防油脂、减少摩擦力和高热稳定性等特征，常被用于各种工业制造当中，如今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
如果要追根溯源，PFAS源于二战时期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一位化学家将黄绿色的有毒气体氟气通过了一个碳弧，创造出几乎无法被破坏的碳－氟键（C-F键），PFAS因此诞生。
随后不久，跨国公司3M公司买下这名化学家的技术专利，并从从国防领域迅速拓展应用到石油化工、电器、建筑等民生领域。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PFAS已广泛用于多种消费者产品，包括灭火剂、不粘锅、清洁喷雾、防水运动用品、防污地毯、化妆品等，甚至还出现在日常快餐包装中。
如同硬币的一体两面，PFAS独特的化学性质一方面带来无限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则使其迈入“毒海深渊”。
PFAS的难以降解性成为一切争议的原罪。
由于PFAS拥有极难被破坏的碳-氟单键(C-F键)，使其难以光解、水解、被生物降解或被动物体代谢。当PFAS被人体吸收后，首先在体内与血清蛋白结合，然后沉积在肝脏、肾脏和睾丸等身体各个脏器中无法排出，甚至增加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肝病，以及某些类型的癌症，如肾癌和睾丸癌的风险。
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毛达向36碳表示，PFAS的环境半衰期可达百年，这种几乎不降解的特性决定了它带来的危害将至少延续好几代人。
他谈到，作为一种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PFAS超出了传统观念“剂量决定毒性”的认知范围，不仅极微量的暴露就可能带来健康风险，而且还要考虑人体接触的敏感时期，导致所谓的安全水平更加难以预测。因此PFAS的存在本身就有很显著的不可控风险。
PFAS进入人体的途径。图源：无毒先锋
虽然PFAS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生产，但其毒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公开，这背后更与化工巨头们的故意隐瞒嫌疑有关。
今年6月1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教授团队在《全球健康年鉴》期刊发表文章声称，他们分析了PFAS最大制造商——杜邦和3M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披露他们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危害，但几十年来却隐瞒并推迟政府的监管。
3M、杜邦等化工巨头都因为PFAS污染争议而接连陷入诉讼。
2022年11月1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部门宣布，将起诉杜邦、3M与其他16家化工企业，这些企业长期隐瞒化工产品污染环境和危害公众健康的事实，并要求它们补缴清理污染的费用。
根据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的说法，加州3900万人口中有大约98%的人，体内血液都能检测到PFAS残留，这种物质还广泛存在于加州的饮用水源、湖水、河流、野生动植物中。
2022年12月20日，在种种舆论压力之下，3M表示计划彻底退出PFAS物质生产，并努力在2025年底前在其产品组合中完全停止使用PFAS。
不少研究机构也对中国本土的PFAS做过调研，结果甚至更加严重。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曾在《欧洲环境科学》期刊发表研究表明，我国长江流域一些城市的PFAS已经超过欧美机构发布的健康标准，浓度最高的城市依次为：自贡、连云港、常熟、成都、无锡和杭州。
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地区PFAS浓度较高主要是由于密集的工业生产活动（尤其是含氟聚合物的生产）和这些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
从长远来看，PFAS比白色污染危害要大得多，毕竟塑料已有不少替代方案，而PFAS这种“永久化学品”，则是除了禁止之外，别无他法。
2019年6月，美国环境卫生中心检测发现某品牌瓶装水中含有PFAS。图源：视觉中国
禁令背后的多方博弈
全球各国持续收紧PFAS的管控，未来将成确定性的趋势。
这也意味着要找到PFAS的替代品，将是一场波及各个行业的彻底革新。
目前，PFAS中的2大类物质PFOS和PFOA已被列入国际社会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除了某些特定豁免用途外，基本已经禁止了这两大类物质在全球市场的流通。2022年还追加了全氟己烷磺酸（PFHS）。
2023年2月7日，欧洲化学管理署公开了针对全氟和PFAS的限制草案。这项草案一旦通过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化学品禁令之一，意味着要逐步淘汰数万种PFAS化学品，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当欧盟提出禁止PFAS的草案后，半导体产业界的反对声音最大。例如，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冷却剂（电子级氟化液）就属于PFAS产品。
3M公司的比利时工厂占到全球半导体冷却剂80%的产能。当3M公司宣布这家工厂将关闭，努力在2025年底前停止在其产品组合中使用PFAS之后，立刻引发芯片企业的强烈抗议。
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制造商扩大产能，芯片制造中使用的最关键的PFAS之一——PFA含氟聚合物，其价格已飙升70%-80%。
但是欧盟一方面鼓励本土芯片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出台禁令限制使用PFAS，引来芯片供应商的直接警告：这将对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广泛破坏，因为目前还无法找到PFAS的替代品。
类似矛盾还牵扯到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PFAS在泡沫灭火剂中使用广泛。曾起诉3M和其他制造商的律师表示，大多数诉讼都源于美国各地机场、军事基地和其他地点的消防员训练演习，这些演习中反复使用含有高浓度PFAS泡沫。
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毛达向36碳表示，在化学物质的使用过程中，多方公共利益很难达成权衡。以灭火器中的PFAS为例，如何考虑公共应急与公众健康的优先级，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关注的方向。
如果要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意味着要找到更加有效的替代解决方案，但目前在某些特殊领域仍是一项极有挑战的任务。
PFAS在泡沫灭火剂中使用广泛。图源：IC Photo
PFAS虽已成众矢之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屡次成为漏网之鱼。
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有政府、环保组织等陆续发布关于PFAS的健康忠告，或是关于PFAS的诉讼，以警告公众这种化学物质的潜在影响。
毛达认为，目前中国本土企业还缺少本土法规制约，那么企业从自身角度避免使用PFAS，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超越合规的工作，这是根本难点所在。
举例来讲，为调查户外用品中PFAS的分布情况，无毒先锋项目团队线上采购了10款成人户外防风手套样品，经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调查显示，这些手套中均含有不同程度的PFAS化学物质成分。特别是针对样品中检测出的有毒氟调醇物质，虽然已被中国列入《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但仍缺少法规约束。
另一大阻力在于缺失基础信源，这也让公众难以识别、避免PFAS的影响。
反之从需求市场的角度看，消费者也没有必要过度追求产品功能。
毛达谈到：“产品加入新的功能，往往意味着有新的化学物质成分。或许我们真的不需要每样产品都如此‘高级’，仔细想想，我们真的人人都需要一件完全防水的户外冲锋衣吗？”
从化工领域到公共应急，再到日常消费领域，由于PFAS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妥善协调多方利益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在千行百业绿色转型的路程中，百年化工巨头已经开始巨轮转身。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数以亿计的高额赔偿金，更重要的是推翻原有技术路线后的彻底变革。
3M的此番巨额赔偿，成为有史以来PFAS制造商的最大和解。不过，这将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行业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种种矛盾和争议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