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中，一场革命席卷了拉丁美洲，在这场革命中各个国家力图对公共养老金体系进行彻底变革。从本质上说，这些国家做出了三项基本的和戏剧性的转换范式，这些转换从遗留下来的现收现付制体系到试图模仿所谓的智利体制的私有化：从现收现付制转换为基金积累制，从固定收益制到固定缴费制，以及从适度管理成本下任何积累资产的公共管理体制到显著高额成本下的私有资产管理。
从现收现付制转换为基金积累制
诸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已经采用了智利模型的一个部分改编版，他们向参与者提供这样一项选择：要么是一个个人账户，私营管理的DC计划；要么是一个公共管理的现收现付制固定收益体系。
亚洲和东欧的很多国家正在考虑接受其中的一些变化，甚至连美国都在讨论创造一个私人退休金账户作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或者替代。
很多国家和改革者（例如世界银行）在未经合适的比较的情况下推进了私有化体制。在发觉公共PAYGO体系的潜在缺陷之后，他们寻求改变体系中的所有方面。
被提议的新体系的设计成为四个要点问题的混合。貌似关于很多改革的讨论有欠缺是因为：（1）没有将DC计划与类似或相等的DB计划进行比较（2）没有对治理或投资政策D发展与投资性政策的实体设计进行区别，或者对证券选择与投资进行识别；（3）相对于公共投资管理，盲目支持私营管理；（4）没有在清晰界定的市场基准中对被动管理与积极管理进行比较。
这样一个比较旨在减小DC计划的吸引力。一些分析家已经指出DC计划的一些负面特征，也就是高管理成本、减少多样化投资组合风险的困难、年金体系的不完备与高额成本和高额的转换成本，都应该成为引起警惕的理由。
相关学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中，证明了其管理成本、年金、监管机构的建立以及个人所消耗的时间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运营成本的很多倍。
在对任何体系的评估中，我们必须要问的是目标替代率是多少以及实现该替代率的可能性有多大。
相关学者认为，在对一项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时，我们必须考虑回报率和替代率，因为任何分离的度量方法都不能对体系是否成功提供充分的信息。
在基金积累性计划中，在给定替代率和工资增长率的情况下，回报率决定了一个单一的、固定的、长期缴费率。我们将要检验在PAYGO体系下长期缴费率对不同参数的灵敏度，以及在基金积累性体系下证明其优势，从而转向私营管理的DC账户研究替代率的含义。
在对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比较中，我们必须要区分稳定状态和过渡状态。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证明固定收益下正在积累的必要长期缴费是较少的，并且在相关的“外生”变量——诸如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或寿命期望中——对潜在预期不到的变化的敏感性不高。
必要长期缴费的变化很少能够在社会保障改革的讨论中被加以考虑，但是对长期缴费波动进行最小化在企业养老基金的管理中是一个关键的目标。
如果改革者认识到包含长期缴费波动的重要性，这样就会提升基金积累性计划的地位。
基金积累性体系较少地暴露于资不抵债的威胁之中，而这种威胁会将PAYGO体系摧残到不复存在。这种危机反映了不可预见的目前和未来实际工资增长的下降，这种实际工资去掉了隐含的回报率，使PAYGO体系具有竞争性，因为相对于向退休人士承诺的养老金没有多少年轻工人可供收集。
要实现承诺的给付收益将出现短缺。在基金积累性体制下，可供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将基本上不会受到“人口结构”中与增长有关的变化的影响，因为养老金不是由年轻职员的缴费进行支付的，而是来源于领取养老金的人积累的资本。
生产率增长（或寿命期望）的变化的确需要对必要长期给付做一定的变化，但是就像与在PAYGO体系下的变化进行比较一样，这只是一个较小的程度。
必要长期缴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资的长期平均实际净回报，也就是说，是名义回报经通货膨胀和实际增长的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在历史现实主义的限制下，即使这个变量发生变化也不会要求长期缴费率发生明显的变化。
除此以外，基金积累性体系与PAYGO体系相比，只要养老金体系（实际值）增长，就会导致资产的大量积累，对国民资本存量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会产生一个大的有价值贡献。
当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私人储蓄异乎寻常低的时候，这种储蓄的增加显得更加有价值，因为这时候会因为外债的水平产生令人不安的问题。
最后，我们希望基金积累性体系要求的较低的长期缴费会减少由于目前PAYGO体系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促进劳动力更多地参与到养老金体系中，并减少缴费的逃避行为。
对赤字PAYGO体系过渡的融资
从一个PAYGO体系到一个基金积累性体系的过渡过程中的难点在于，PAYGO下规定的养老金需要在过渡过程中以目前的缴费进行支付。
因此，缴费不能被轻易地用于建立新的基金积累体系。很多国家已经使用财政预算盈余或者对给付进行削减，试图抵消向新体系转换缴费中产生的PAYGO赤字。
例如，智利使用场外认购债券对承诺的给付进行支付，但是在路演时由财政盈余负担。秘鲁也发行过实际担保利率为零的这种债券。其他国家也考虑过提高税收或者以部分缴费保持旧体系的方法。
在墨西哥，这种担保通过对过渡的参与者保证其将要得到比PAYGO DB或者DC养老金体系更多的给付来实现。没有预算盈余的国家被迫举债对剩余的养老金债务进行支付用于支付。
以往债务的最常见的形式是由智利人发行的这种认可债券。其主要向政府要求偿还，且只有到退休时才能够进行交易，有可能被赋予一个场外利率，并以向年老的参与者发行作为特色。
在美国，在试图延长社会保障体系寿命的努力中，有学者提出一项建立个人退休账户的建议该账户的缴费率为2%，其中，60%投资于股票，40%投资于债券。
在1997年，就曾预期这些抵免，可以通过预期未来的预算盈余进行补偿。
相关学者认为，个人应该使用这些盈余为这类过渡买单，而不应支付高额的税收。但是，由于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以及自200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放缓，这些盈余不会成为现实；因此，美国政府将会最终以举债的方式弥补这些税收抵免。
一些评估机构对债务补偿方式和盈余补偿的过渡进行了评估，并且认为债务补偿过渡对国民储蓄、资本存量和跨期福利分配仅有一个边际冲击，尽管这些结果与一些学者的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异。
增加政府的债务来为这些过渡进行融资是一个坏主意，因为这样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净储备；由于养老金体系积累了储备，它通过一个相等的政府债券相匹配，这样以高水平引发了大量债务偿还。
正如艾伦·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假如不存在额外的储蓄，转换成基金积累性体系并不是灵丹妙药。在任何这些建议中都存在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储蓄并没有净增长。
毫无疑问，政府债券融资方式可以提供资源的净增长，这一点是有可能的。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改革中，政府融资允许在储备中有相同的增加，这样可以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资产。
这种极端不合理的行为是充满风险的，并且等同于政府获取一个高杠杆的股权投资组合，因为其为了获取股权风险溢价完全由政府举债融资。在私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方面是政府的赤字可以为私人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提供融资。
最后，由于其确保退休安全的责任，当在实际中如何投资于投资组合的自由度有限时，政府承担了这种风险。这不仅仅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而且它还被看作是积极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明确地允许这类债务超过这些国家设定的上限，穆迪公司也调高了经过这种过渡之后的匈牙利的信用等级。
在对该建议的修正版本中，除了私营管理的个人账户，建议使用消费税也成为弥补PAYGO赤字的一种方式假如这些对基金积累性体系的缴费已经从政府的预算盈余中获得，额外的储蓄能够确保过渡的完成。
但是随着这种盈余的世界性下降，唯一的选择是进行课税以获得额外的储蓄，采取这种措施之后就不会在别处发生储蓄的流失。
总之，额外的资源需要用于防范破产。也就是增长率的下降的实际来源，并且这是向基金积累性体系转变的唯一路径。建立一个基金积累的部分可以以提高资本量或者产出的方式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人们希望没有大幅度地削减资本的生产率。
但是这些资源从何而来？无论它们被用来支付养老金或者相等的向新的资金进行缴费，如果它们由赤字进行融资，那么它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样做没有带来任何储蓄；因此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措施。
它将政府的投资组合暴露于风险之中，而且并没有增加任何资源，只是将私人和公共部门的现有风险和资本收入进行了再分配。
新的储蓄只能从预算盈余或者提高缴费中挖掘才能获得。我们建议通过提高那些投资于更高期望回报及风险资产的缴费来增加储蓄。
从DB到DC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
私有化在智利被首先引入，随后就是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最为著名的私有化的提法将其定位为只有部分积累的混合体系以及可能的选择退出条款在很多情况中，赞同进行转换的观点认为私有化的选项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回报率。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分析家所指出，作为退休收入主要资源的“私有化”至少有4个主要缺点。
首先，它将消除确定的和积极的给付体制的存在，这种体制中与生命收入相联系的给付导致可预期的由政府担保的养老金。
私有化将以“固定缴费”结构——作为对一生强制缴费的交换，参与者没有获得可预期的、有保证的养老金，而是一张“彩票”替换掉这种结构。
参与者的退休收入将取决于能否幸运地选择正确的资产组合，以及其退休的日期是处于牛市还是熊市。对于所建议的个人账户结构，运气也在实现目标替代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当你从结束的地方使影响奏效时，也就是你承担风险的时候。
其次，要求或者鼓励人们将自己的养老资金投入的目的与目前DB体系的精神是不可调和的。
DB体系的目的在于确保一个最小化的退休收入。实际上用最贴切的话说，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私有化就是把唯一应当分享的东西私有化了，那就是风险!
另一方面，即使缴费相同，个人投资组合的个人回报也表现出不一致——一些人结束的时候高于平均回报，但是他们却被那些表现不好的人给抵消了，包括那些收入低以至于不能承受这种负面风险的人。
这种由私有化引发的不平等受到特别的排斥，因为它们是人为的并且没有什么用处，例如刺激。
下来，个人投资组合倾向于以两种渠道增加贫富差距：
（a)富人将会处于从选择中获取更多的地位，因为他们具有更多的投资经验，易于接触到更好的建议和工具，以及更低的管理成本。
他们也能够更好地为股票或者其他更具盈利性但风险更大的投资承担风险。因此，富人的退休储蓄在结束时将获得较高的回报。
在美国，“传统DB计划的收缩及其对DC计划的替代貌似帮助的是富有的美国老年人，却伤害了一大批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家庭”。
除此以外，研究证明，即使在投资艰难期，最富有的个人已经能够保存他们的资本，甚至还在增长——这是由于获得好建议以及产品的结果，然而这些对于穷人来说却无法得到。
（b）基于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会消除财富的再分配，因为富人积累的一部分现在被用来为体系中的穷人发放养老金，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换句话说，与穷人相比，富人获得有些低的回报。这就为富人提供了脱离社会保障体系的动机，并将其投资于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他们这样做时，有关的补助就从穷人手中重新回到了富人手中。
最后，一些私有化的赞成者知道退出风险造成的危险，并且建议做出一定的修正以保证最小的产出。
例如，两个主要的可能包括高于DB体制下对特定代率的必要缴费以及养老金的期权性风险，但是这种补救措施很不令人满意，首先对于参与者没有什么好处。
鼓励更多的风险承担，因为参与者会保留任何偏好的收益，而将他们不喜欢的加人社会保障中去。这种自由选择权不仅仅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并且实质上理应提高缴费并且承担保持体系偿付能力的责任。
在所有改革的讨论中，目标替代率应当是什么，或者一个有利于DC计划的可预期收益为何遭到拒绝，这样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及，进一步给定工作年限和退休水平的缴费率和期望回报。
主观性的推断往往更加偏好DC计划，因为它们涉及更多的个人选择，虽然没有用于挪威和澳大利亚，并且政治风险较小。这些讨论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试图就替代率、缴费率以及实现这些所谓利益的政府债券对这笔交易进行估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