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首富金利斌:24岁靠摆地摊起家,20年狂赚25亿,44岁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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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黑鲨
编辑| 黑鲨
“左右为难之时,只要舍得放弃一头,就不难选择。”
2010年10月,43岁的包头首富金利斌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笑呵呵的说出了这么一番看似很有哲理的话。
金利斌在当地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像很多站在时代风口上的民营企业家一样,他靠摆地摊白手起家,在短短20年内就从一无所有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大企业家”,成为了当地的骄傲。
然而谁也没想到,说完这番话后仅仅一年,金利斌就做出了选择:在奥迪车里面点燃了自己……
白手起家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1999年黄宏在小品《打气》中说出这句堪称经典的台词后,据说很多的下岗工人气得把电视机给砸了。
90年代的下岗潮,可以说切切实实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无数下岗工人一边听着刘欢的《从头再来》,一边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奔波在找工作或者创业的路上。
金利斌也是一个下岗工人,不过他下岗的时间比绝大多数人要早。
金利斌是金属构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不是马丁路德金那种“人人生而平等”的伟大梦想,他的梦想只关乎自己:“等我长大之后,要当一个建筑工程师。”
为了这个梦想,金利斌工作之余一直在自学,最终顺利考上了二冶轻工大学。
1991年,24岁的金利斌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大学毕业证。当他高高兴兴的找上车间主任时,面对的却是一张冷漠的脸:“现在干部岗位没有了,工人岗位也没有了,你待岗吧。”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于金利斌而言,是五指山。
金利斌家庭很惨,母亲没工作,两个妹妹要上学,父亲病死后没给他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一屁股的债务。
现在他下岗了,全家的希望就破灭了。
人不能被困难吓死,为了生存,金利斌选择了摆地摊,今天卖水果,明天卖蔬菜,卖菜时间过了就去大街上卖报纸。
浑浑噩噩的过了四年之后,金利斌得到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机会:“代理销售某品牌的话梅瓜子。”
士农工商,商本末位,建国后成为工人或者干部才是人们的追求,推销员这种工作,那些年很多人都不屑为之。
但对已经被逼到绝路了的金利斌而言,只要能挣钱,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推销员和推销员也是可以分成“三六九等”的,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金利斌自己给自己升官成了“直销处处长”,并打印了名片后,带着样品就寻找目标客户。
见到人了,他十分热情的走上去推销:
“大哥大姐,这是亚运会指定瓜子,您先尝尝,需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哪怕您要两袋,我都给您送来。”
那么,他这个“处长”的业绩如何呢?
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两个月,净赚40万,还是九十年代的40万。
也正是这次经历,让金利斌决定此后就专注于食品领域。
2002年,金利斌靠着销售瓜子挣的钱开了“包头惠龙公司”,主营业务还是做代理。
当时,伊利的液态奶在包头的销路并不怎么好,惠龙公司接下了代理任务后,短短几年销路就打开了,惠龙公司也一跃成为了全包头地区最大的牛奶品牌代理商。
趁着这个机会,金利斌不再局限于牛奶行业,而是经销各类食品、饮料品牌。与此同时,她还四面出击,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往洗浴、超市、矿山等方向发展,并因此赚了大钱。
致富梦
2006——2007年中国股市上,出现了一批靠着上市赚了大钱的民营企业。
早在2004年,金利斌也嗅到了上市圈钱的巨大“商机”,并开始为了上市做准备。因为钱不够,他开始跟身边的员工们融资。
金利斌对手下人是真不错,员工们有的喊他金董,有的喊他大哥。他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一不二”,一口唾沫一颗钉,所以很多员工都选择了借钱给金利斌,并相信“金大哥”一定会还钱。
2007年,金利斌正式开始为上市做准备了。按照他的计划,只需要三年时间,自己旗下的福禾豆业就能够完成上市,并凭此圈钱。
从现在的角度看,金利斌的这个决定是很不明智的。
福禾豆业的主营业务就是把大豆成各种食品。好处显而易见,这种贴近农业的项目肯定会获得地方政府的欢迎,但坏处也很明显。
老百姓消费最多的豆制品是豆浆和豆腐,有多少人会吃豆制的膨化食品?
豆业的“老前辈”维维豆奶,也只能赚取微利润,不管再如何深加工,豆制品终究很难带来多大的利润,股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任由你圈钱。
然而,金利斌却铁了心一定要上市。
2008年是金利斌最风光的一年,央视3套艺苑风景线栏目在包头举办了一场“放歌奥运,文明包头”演唱会。这场演出是惠龙公司独家赞助冠名举办的,还请来了范冰冰、冯巩等名人,惠龙集团这个资产逾25亿的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就此名声大噪。
也正是在这一年,金利斌宣布自己将投资5个亿,在包头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建设“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
金利斌的这个决定很受地方政府的重视,这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
1995年,我国大豆开始依赖进口。尤其是2000年美国搞出转基因大豆后,狠狠地坑了中国豆农一把,导致种大豆的人越来越少。
2003年,美国刻意制造大豆恐慌,将大豆的价格从每吨2300美元推到了4400美元,在中国榨油业和美国公司签署了大量订单后,又将价格降到了每吨2000美元,直接导致中国榨油企业纷纷破产,被美国公司收购。
2006年开始,美国又打算故技重施,炒作小麦和玉米,一直炒了一年多,中国政府动用了储备粮,成功给挡了回去。
血淋淋的教训在眼前,现在有人要搞大豆相关产业,地方上自然很重视,各级领导纷纷跑去视察、指导,并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还将福禾豆业推到了世博会。
金利斌自己的信心也很足:
“福禾豆业确立了为人类健康事业不懈努力奋斗的长远发展战略,生产绿色、营养、健康的豆食品,力争在三年内实现上市,十年内实现总资产100亿元的宏伟目标。”
然而,5个亿投到一个项目里面,对一个总资产25亿的公司而言是足以伤筋动骨的事情了。
政府给金利斌和他企业的支持主要在名声方面,在资金上却“爱莫能助”。
银行也靠不住,全年九成的贷款是给国企的,包头的众民企要抢夺剩下的不到10%,根本不能达到金利斌需要的金额。想要上市,他还是只能靠自己。
员工们筹到的钱终究还是少,在这种情况下,金利斌决定面向社会融资。
噩梦
融资也不是说融资就能融的,投资五个亿,在3年内上市而且能赚大钱,说的好听,谁知道你能不能实现呢?
为了勾起人们的兴趣,金利斌决定搞“高利贷”。
在当时内蒙古经济最发达的呼伦贝尔-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城市圈,民间高利借贷并不罕见。企业想要生存,从正规银行借不到钱,就只能从民间集资。
民间借贷存在风险,利率也正很高,包头河北商会的一个前副会长甚至放出过月息1毛(百分之十)的利率,如果你敢借,10个月资本就能翻番。然后,他就因为非法集资被抓进去了。
金利斌给的利率没那么高,10万以下给2%,10万以上给3%,最高能有5%。
也就是说,如果借给金利斌10万块钱,一个月就反3000块钱利息。
如果是普通人说给3%的利息,人们可能会权衡一下利弊,但惠龙集团不一样,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重点龙头企业、中国绿色食品百强企业、”。还有“2010年上海市博会联合国馆豆食品类金奖、世博会联合国特许经营商品荣誉证书”。
区、市领导轮番去指导工作,这项“民心工程”还是国家光彩事业重点项目,被评为“可带动千万豆农致富的‘三农’高科技、绿色环保产业项目”。
这么多光环加身,让人们对金利斌的还款能力深信不疑。纷纷拿出钱来借给了他。
尤其是当第一个月的利息到账之后,很多人都疯了,不但砸锅卖铁,还到处跟亲戚朋友借钱投入这个吸金项目。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考虑要不要干脆辞职,靠吃利息生活了。
然而,进入2010年下半年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惠龙集团无法向往常一样第一时间返利,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金利斌为人很仗义,债主借给他钱,他就给债主发洗浴卡,少的一千,多的上万。也正因此,哪怕他没能及时还钱,大家最开始也都理解和通融。
但随着兑利间隔时间越拖越长,2011年1月开始,债主们终于按捺不住,纷纷上门索要本金。
2011年4月,金利斌总算答应了退钱,并给债主们开了支票。
然而,当债主们拿着支票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该集团账户上早就没有现金了。”
“???”
当债主再次找上金利斌讨要说法,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请你们再等等,等到4月15号银行的贷款就下来了,我就能还给你们钱了。”
2011年4月13日下午,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福禾豆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下班后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汽车,在车里面是一个被烧焦的尸体。
警方到了地方后刚准备勘探,就接到福禾豆业公司工作人员报告:“我们的董事长金利斌失踪了。”
经DNA鉴定,车里面的焦尸正是金利斌,他是在当天中午于自己的奥迪车内自焚身亡的。
金利斌这三年通过1596人借了14亿余元的贷款,其中三分之二是社会人士。
大豆项目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来钱快,吸纳的钱大多数都用在了公司运营和返息上,过高的利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终选择了自焚。
很快,当地警方就入驻惠龙集团总部,对该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
余波
“金利斌还不起债以自杀谢罪”的消息传开后轰动了整个包头。那几天,百度包头贴吧全都是关于金利斌的帖子,大家都想知道自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
一名54岁的债主原先正在吃饭,知道消息后饭直接喷了出来。因为心脏病发作,仅仅过了两天就气死了。
奇怪的是,明明自己的钱很可能回不来了,一些债主却对金利斌表示了理解。比如一个借出去60万元的员工就说:“他活时想方设法还钱,死时烈火烧身赔罪,人走到绝境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自杀,还能怎样?”
金利斌在当地的风评不错,还时不时的给学生捐钱,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在警方找到的遗书中,金利斌还表示自己实在还不上钱了,希望政府能偿还民众的欠款。
以金利斌公司的情况,想要还上欠的钱很困难,最终只能申请破产。
2022年,当地法院召集债主们开了次会,想通过拍卖惠龙的公司资产还债,结果并没能成功。
金利斌案之所以会发生,追根究底还是犯了个“贪”字,贪那3%的利息,却忽视了风险。
有记者曾问过一名债主这么一个问题:“如果能把钱要回来,你还敢拿出去放高利贷吗?”
“敢,因为诱惑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