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阶段的冲突愈发明显，但我们要看到中国与西方之间资产债务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
西方的债务对应的是消费性负债和维护霸权的军事开支，中国的债务是建设性负债。我们的社会总资产大约是1300万亿，对应资产的债务是可变现的债务。中国如果继续向这些设施性资产做进一步投资，意味着每一部分的设施性资产仍然能够产生具有外溢效应的现金流。比如，中国在脱贫攻坚期间向贫困村投资的光伏发电设施，这些设施每年需要继续投资以维持正常运转，便可持续的产生现金流。但如果没有现金流的产生，这部分资产很可能变为沉淀资产，沉淀资产便可转化为沉淀成本。如果我们是长期使用的、长期维护的资产，比如在乡村中修的路、架的电等，只要投资便能够带动现金流，它就是可重组的、可变现资产，从原来不可变现的设施性资产转化为可带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现金流的资产。
中国这些年进行的国债投资就是形成资产的过程，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以债务形式存在的资产。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就可用产生现金流的投资作为杠杆撬动基本建设形成的资产，把债务转化为可变现的资本品进入资本市场交易，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投资机会。而在全球金融资本竞争阶段，中国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债务会变成可交易资产、可生息资产。这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中国恰是具有强大跨周期宏观调控能力的国家。因此，中国庞大的资产是可以被活化利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是下一个最大的可被收割资产的地方。如果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拿中国来作为下一个收割对象，那它对不起自己；如果我们没有防止被他人收割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是我们无能。所以双方之间就是“人家要收割你，你要防人家收割”这么一个简单的对抗性矛盾。所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最主要的理解就应该为，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扎好篱笆，如果来不及筑成深厚的高墙壁垒，至少得检查一下自己的篱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