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国家竞争发生阶段性转变，中国的角色如何变化？

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格局。中国最近二十年也表现为资本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期间中国也遭遇了无数的地域冲突，但为什么中国的资本没有大量的流进美国资本市场？这是因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扮演着“双重输出”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向西方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平抑了西方的通胀压力。尽管美国大量制造金融流动性流进世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上涨，但中国不断地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投入生产，低要素价格使中国输出的产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有效的平抑了通胀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大量吸纳了西方增发的货币。因为中国控制资本流入，长期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外汇进入国内需要对冲增发相应汇率的人民币，实际上使得外汇成为中国的资产池。对应增发的人民币与中国发展过程中货币化资源性资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中国进入到快速的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以西方制造出的外汇池为依据，增发货币形成的资产池，成为外储增发货币的典型国家。

一方面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吸纳大量增发的西方货币，“双重输出”是中国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欧洲周边局部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仍保持相对稳定客观外部条件的原因。这对于金融资本集团来说是重要的制度收益，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因为只有一个制造业大国长期向它们稳定地输出廉价商品，稳定住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胀，西方才有条件在全球推动金融资本扩张。也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乃至于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西方对中国均保持了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

后来，西方与中国关系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西方大量增发货币，它制造的金融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世界，实体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不能对应规模庞大的货币量，货币价值不断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过去可被中国这个中间体吸纳，而不直接冲击西方的一般商品市场，但这只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又是被美国的相关政策加速完成的。美国政府自奥巴马时期开始高调重返亚太，特朗普一上台就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们针对的就是亚太地区的实体经济。ASEAN Plus One（东盟+1），接着东盟加二、东盟加三，签订《清迈协定》，亚洲区逐步形成以实体经济的区域内贸易支撑货币整合的客观条件。如果这件事情真正推出，对于已经过度虚拟化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冲击。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批判金融资本收割获利的过程，但是任何一个拥有金融主权的国家，如果不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则很难生存。我们曾经给出过一个判断，全球化的竞争主体只是国家。金融资本是什么？金融资本是信用，是以纸介信用为主的信用。纸介信用就是一张纸，就是债券。债券、货币，它背后所依托的都是国家的政治强权，是以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稳固作为根据。

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可以通行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元是以美国的国家政治强权背书，由美联储主导发行。但美联储代表的是私人银行家的利益。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就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中国被西方认定为集权国家，对，我们的集权就表现在国债、货币相对是硬信用。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强大，在区域之间的战略行动中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强硬立场，它的信用也会随之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是因为最近这20年中国的金融资本迅速扩张，国债、货币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尽管必须考虑到中国实际上的货币增长有大量的资源性资产完成货币化的客观需求，不能使用M2简单地计算中国的货币总量。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从非货币经济转而使用纸币的时间很短，并且迅速进入了电子货币阶段。现在广泛使用的E-money、D-money的演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也即，中国加入全球化20余年的时间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是并行的，不过中国的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并不被接纳，因为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早已被西方硬通货填满。

过去美元一家独大，欧元后来居上。尽管美欧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是对抗性的竞争关系，但美欧名义上属于战略伙伴。由于政治体制、话语体制的一致性，使得它们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情况。美欧两大资本集团在长期的博弈中平分秋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结算货币中两者份额接近，其他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在缓慢生长之中。以此来看，美欧之间尚可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大大高于欧元，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利好。因为美国可以长期维持国债的低价格，以国债的低价格形成美国相对较低的资产价格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低利率使得美元对外投资形成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因此，金融资本阶段演化的过程中，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冲突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的变化。

中国做“双重输出”稳定了西方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发展，并且保持了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也适当地支撑了欧洲将欧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中国在金融资本阶段作出的贡献值得所有的西方金融资本感恩戴德。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方跨国金融资本集团高盛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国）。这个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对中国的认可度比产业资本国家要高得多。产业资本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比如韩国、日本对中国的排斥性，甚至德国、法国在这个阶段上对中国也是更多的排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中国自身的金融资本总量不断扩张，即债务信用和货币信用两大信用体系同步扩张，足以与金融资本大国形成总量上的对应关系时，中国与西方金融资本大国之间内生性的矛盾就发生改变了。

这个矛盾被内生性决定，内生性的矛盾导致了矛盾外在表现的变化。于是中国周边开始出现地缘关系的高度紧张，参与金融资本竞争的国家和集团在中国周边策动的局部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特别是随着亚洲的区内贸易不断扩张，形成一个呼之欲出的新的金融资本力量的时候，整个亚洲区内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多次表现为对抗性冲突。日韩之间的竹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中韩之间的苏岩礁之争，东北亚三个最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之间多次发生岛屿主权的争夺，几乎演化为剑拔弩张的准军事冲突。南海冲突也随着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断挑起，成为一个事实上可能随时爆发的冲突点。美国不断地利用台海矛盾挑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神经。类似的海权战略的对抗性冲突在中国周边不断爆发，这些都是金融资本的阶段性改变导致的。

我们对金融资本阶段的基本规律有了认识，自然就有能力推断如今中国遭遇到的迫在眉睫的战争环境何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