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长沙的燃煤时代
文/王悠行
在燃煤时代，长沙城里没有人不和煤炭打过交道的。特别是票证时期，就算你家粮票、肉票、油票、香干子票、鸡蛋票和棉花票、布票够用，要是没有煤票，一切都是白搭。
一家老小总不能嚼生米、呷生水、咬生菜吧？一家老小总不能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冬日里，流着清鼻涕熬过长沙湿冷的寒冬吧？要是有了煤票，那就不一样了，下班后可以呷上喷香的热饭热菜，可以呷上一盅滚渥的酽茶，可以在罩着木架子的煤炉上揸火、为嫩毛毛烘尿片。所以，煤炭问题虽不是市民生活的首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但从拿着煤票买了煤，到变成可做饭菜的燃料，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藕煤模子、藕煤机的普及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因散煤热能转化率不高，不少市民喜欢烧煤饼、煤球。大约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藕煤模子这个半机械化的工具得到普及，大多数人家才开始烧藕煤——也叫蜂窝煤。
当然，打藕煤也是体力活。除了有一个漂亮妹坨的人家有想当未来女婿的伢子自告奋勇上门来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外，多数人家要么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么靠花一两块钱和几两粮票请人完成藕煤的制作工作。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发明并逐步普及了藕煤机，市民才从繁重的做煤球或打藕煤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城北的留芳岭最先开了一家藕煤厂，接着城区的各大煤栈和大街小巷的多数煤店，也先后引进藕煤机生产线生产藕煤，市民们争先恐后排成长队抢购。
1979年买煤球的场景（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因而，那时的居民除了在阳台整齐地堆放着藕煤外，还会在室外屋檐下的旮旯里或楼梯拐角的空当码放，只是会盖着木板或纸板，有的怕人偷，还在上面撒了石灰做记号。
爹爹[diadia]、娭毑或外公、外婆抱了毛毛出门玩，毛毛睁着骨碌碌的眼睛，好奇地指着楼梯拐角处的煤堆咿咿呀呀讲“婴语”时，老人家就会耐烦地指着煤告诉毛毛：“啯是煤，煤，会讲不？”久而久之，牙牙学语的小家伙来到这世上，除了会喊爸爸妈妈爹爹娭毑外，最先学会讲的词也许就是“煤”。
烧藕煤得在厨房打一个藕煤灶，有的家里人口多，还要在杂货店买一个中空圆柱状、炉芯直径10厘米的藕煤炉。
至于单位办公室冬天取暖用的煤炉则是炉芯规格为12厘米的藕煤炉，有一个洋铁皮圆筒一头连通炉体，一头像电影《地道战》的土电话那样伸向窗外，用来散热和排放二氧化碳，其他与家庭用的煤炉相同。
八十年代，我住在单位，专门负责夜里来办公室给炉子添一坨藕煤，再封上带孔的铁板盖，然后调节盖好下面煤灰出口的盖子，以避免炉子熄火后次日要非常麻烦地用木柴引燃藕煤重新生火。
刚开始炉火老是不能薪火相传坚持到翌日上班，但实践出真知，我慢慢悟出是蜂窝煤之间没有“眼”对“眼”，或者是“眼”堵塞后没用火钳捅通，或者是下面的盖子留出的通气口过大或过小。悟出这些原因后，我没过多久就学会了这门生活技术，为日后成家在筒子楼走廊上用煤炉生火搞饭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煤炭的管理单位
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人间烟火，是人们脑壳上面天大的“道”。作为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柴”——燃煤，确是关乎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题。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该有单位来管，这个管煤炭的单位就是市煤炭公司。
八十年代初，留芳岭的藕煤厂停办后，长沙市煤炭公司于1985年从解放西路（如今国金中心的位置）搬迁到的新办公大楼，就建在藕煤厂的原址上。公司二楼以上为办公场所，一楼为机关食堂。
八十年代中后期，周末晚上时机关工会坚持物尽其用的原则，赓续国人喜跳舞的传统，将食堂布置成舞厅，组织职工学跳温文尔雅的交谊舞。后来，也有年轻人开始学跳新奇有趣张扬个性的霹雳舞或太空舞，围观的看客看着舞者跳到高潮处陡然如打尿颤或冷颤地一抖，便猛地发一声喊，纷纷鼓掌。
80年代跳交谊舞的年轻人（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公司大门对着当时的建湘北路（即如今的芙蓉中路），隔壁靠留芳岭巷口的地方，还有北区搬运站，大门同样面对建湘北路。自然，随着时代变迁，煤炭公司和搬运站摇身一变，近几年还分别成了雅园宾馆和华山白癜风医院了。
煤炭公司当时还在留芳岭巷边先后盖了三栋职工宿舍，宿舍隔壁不远处是煤炭机械厂，主要为全市藕煤机生产配件。煤炭机械厂斜对面，省供销社后来还盖了一家留芳宾馆。在八十年代末，那可是城北最高大上的建筑了。
1989年地图
市煤炭公司主要负责城市的生活生产用煤的采购供应、调拨以及煤炭生产管理，自然也负责居民煤票的管理和发放。公司内设储运管理、生活用煤、生产用煤、生产技术、安全监察、物资基建、财务、组织、劳资、宣教、保卫和办公室等职能科室，此外还有武装部，专门负责基干民兵训练和武器装备管理。公司直管各大煤栈、煤炭机械厂、汽车队和东西南北内四区与河西区煤炭公司等单位。
那时，城里许多生活用品都是计划商品，因物资短缺，都规定了指标，即一定的数额标准。如粮食，一般坐办公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是每月28斤的定量，而干重体力活的工人师傅是每月34斤；如布票，每人每年只有一丈二的指标；如居民生活用煤，每户人家每月有90斤的购煤指标，另外再按人口数每月每人发放原煤20斤、藕煤25斤；其他副食品、轻纺工业生活用品等等也都有各自的数额标准。
这些指标或许在不同年代有所调整，但不管怎样只能满足居民最低需求。所以照字面理解，在票证时代，我们早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了——当然是开个玩笑，此“数字”毕竟不同于彼“数字”也。
当时，同样是为居民供应计划商品的公司，也还是存在一定地位差别的，曾经在城里流行一个调侃有关行业的段子“五金交电一支花，文化百货也不差，肉食公司凶巴巴，煤炭蔬菜豆腐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煤炭这个行当不但被调侃为“豆腐渣”，而且还被人戏称为“煤炭鬼子”。
尽管煤炭行当地位不高，但服务市民的作风却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热门行当。
在发煤票的时期，每年11月份煤炭公司就开始部署第二年煤票的发放工作了。煤票自然由公司监制，上面套印了市煤炭公司煤票专用章的红印章，票面印有长沙市居民煤票和藕煤多少斤、原煤多少斤以及年月和编号等字样。
具体的发放工作由东、西、南、北四个区的煤炭公司按辖区负责组织，一般是将职工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两人，指定一人为组长，深入到各个街道的居委会发放煤票。
到了居委会，由居民小组长将事先收集的本组居民的户口交由发放小组查验，小组由一人根据确定的发放标准和户籍人数负责审核确认抄表登记，一人负责根据审核后的数额将煤票发放给居民组长，由其代领签字后再将煤票分发给居民。
长沙市在1981年末城区人口就达到83.2万人，要把煤票在一定时间内发放到千家万户，可不是小菜一碟那样能轻松完成的。发放组的人员老早起来踩着单车分赴街道各居委会，经常要工作到天黑。当然居委会的人大多也很客气，看看天色晏了，总是热情地留他们吃了晚饭后再走。
至于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的食堂、开水房和冬季办公取暖用煤，单位得持介绍信去市煤炭公司批了指标后，才能就近去煤栈购煤。当然这些单位相对一般居民而言都是“大户人家”，是集团消费，都是派货车或拖拉机去煤栈将煤运回单位的。
城区三大著名煤栈
那时候，长沙城区有著名的三大煤栈，从北到南依次为：毛家桥煤栈、四煤栈和老火车南站煤栈。
毛家桥煤栈，顾名思义在城北毛家桥。长沙火车北站有一条三角岔的铁路线，分别通往毛家桥煤栈、粮一库和上大垅冷库等单位，毛家桥煤栈的煤从货运列车卸下后，便是沿着铁路专用线堆放。
毛家桥煤栈
每当毛家桥煤栈里来了运煤火车，在装卸散煤时要是遇上刮风的日子，黑龙一样的煤灰便纷纷扬扬漫天飞舞。要是正好刮北风，那就会飘向南边人烟稠密的文昌阁、百善台甚至北站路一带，将那一带居民晾晒在外面的浅色衣服义务“染”成灰色。
那时，由于烧散煤太不方便，热能利用率又不高，居民对藕煤的消费需要日益增加，毛家桥煤栈添置了十几条藕煤生产线，开动机器“轰轰轰”地生产藕煤，使得煤栈藕煤机的机台前经常排满了购煤长队，等待藕煤生产出来后自己动手把藕煤码放到板车、三轮车上，再去大地磅上过秤，凭发给的筹码通过查验后出门。
这家煤栈在计划经济年代占地甚广，改革开放后便将闲置的空地租让给老板，开发了远近闻名的毛家桥水果批发市场和大型蔬菜鱼肉市场。因为价格便宜，品种多样，市场生意兴隆得很。但这里环境的脏乱差也是名声在外。
四煤栈坐落在松桂园便河边靠西的位置（省疾控中心斜对面），也有一条铁路专线直通北站。
买煤的人要是拖了板车出了煤栈往东走老展览馆路，那里有一条长长的陡坡，拖板车的人哪怕使出呷奶的力气，就跟尹相杰唱的《纤夫的爱》中的纤夫那样“一步一叩首啊”，也硬是上不了坡。这时，只好招呼站在坡上的十来岁的细伢子来到板车后面帮他揰上岭，然后给细伢子两三分钱的报酬。细伢子欢天喜地拿了钱，飞快地买两分钱一根的白糖冰棒去了。
同样，四煤栈一到卸煤时就煤灰飞扬，好久都不会消散，附近居民搞卫生时，连搓抹布的水都是墨黑的，就是路人也是行色匆匆，掩鼻而过。
由于地处人口集中的城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就更大了，因此省疾控中心多次要求市里将四煤栈搬迁。
记得八十年代后期的夏夜，四煤栈下班关门后，空中飘飞的煤尘消失殆尽，便有不少夜宵摊在附近的建湘路边做唆螺卖，生意好得蛮。我和朋友也曾在那里消费过，嗦一碗用紫苏辣椒姜蒜等相料熬制的福寿螺，果然味道鲜美劲道，只是辣得人做猪叫。那时，长沙城里流行呷嗦螺，比流行呷橘子洲的黄鸭叫还要早几年。
老火车南站煤栈地处南湖路西端，与火车南站及南湖煤码头相通，是个水路两用的煤栈。
南站煤栈是市内最大的煤栈，也是全省重要的煤炭集散基地，但它卸下的生产和生活用煤主要供应省内其他地区，却很少供应长沙，而它对书院路一带的环境污染却并不比毛家桥煤栈和四煤栈轻，因此它的地位就有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天心区早就想开发这片地区，只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除了城区这三大煤栈外，河西还有一家河西煤坪，原先在如今的市交警大楼位置，七十年代修湘江大桥时，便迁到了银盆岭。
河西煤坪是河西地区生产生活用煤的流通基地。七八十年代，也有煤炭系统职工子弟读中学时利用寒暑假，起早贪黑过河去河西煤坪临时挑煤挣点工钱的。
煤炭系统最基层的职工
三大煤栈属市煤炭公司直管，属全民企业，职工身份系全民制。煤炭系统最基层的职工是各区煤炭公司的煤店职工。他们的身份为集体工，工作相对来讲也要更辛苦一些。
尽管身份不同，但煤店职工享受的劳保待遇跟全民职工差不多，例如他们一样会发劳保衣服、手套、胶鞋、毛巾、帽子等劳保用品，这些物品当然谈不上美观，尤其是帽子带有两片护耳，有点像日本鬼子冬天时戴的帽子，但质量还算不错。
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的煤店有大有小，小的如九尾冲煤店只有三个职工，主要经营散煤；大的如离老汽车南站和南站隔壁的省纺织局不远的建湘南路煤店，装备有两台藕煤机，有十几个职工，所有的人穿着发的深蓝色劳保制服，从早到晚都忙得不亦乐乎，有的负责收款开票，有的负责装卸散煤，有的负责应用户之约踩了三轮车上门送货，有的操作机器，有的负责将散煤铲入藕煤机台的煤斗里，使机器打制的藕煤通过另一边皮带盘传输出来。
城区煤店无论大小，都有一名店长，一名核算员。店长负责全店工作，核算员主要负责收款开票、银行缴款和业务统计报送。
（图源长沙晚报）
“燃煤时代”的落幕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时代进步、城市发展及液化气和以后天然气这些新型清洁能源的兴起，城里煤炭这个行当渐渐进入了衰落时期。
先是四煤栈，在1990年芙蓉路的建设高潮中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拆除了，此后成为了这座城市南北通衢大道芙蓉中路的一部分。接着，毛家桥煤栈也关闭了，毛家桥水果批发市场也外迁了，这一带后来成了宽阔的黄兴北路，环境也随之焕然一新。到2012年，昔日灰扑笼统的老南站煤栈，也被地产大佬保利公司开发的大型现代气派的商业楼盘所取代。
与此同时，分布在城区大街小巷煤店的数量也日益减少。2018年，随着城南最后一家私营煤店在“蓝天保卫战”行动中被拆除，喻示着以燃煤作为生活能源时代的落幕，让城市居民彻底告别了烧煤时代。
2016年查处的散煤制作销售点 星辰全媒体记者刘志峰/摄
在燃煤时代，尽管那些煤栈和煤店对周边环境的污染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但煤炭系统的职工一天到晚几乎零距离地和煤打交道，下班时除了牙齿是白的，更是从头到脚都是黑的。他们为这座城市弥漫的人间烟火气，年复一年贡献汗水、青春和力量，又在行业转型期有的四处奔波自谋出路，有的只领着微薄的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度日，默默忍受着转型的阵痛。
为了解决职工就业，煤炭系统也曾积极发展劳动服务公司之类的第三产业，探索投入市场竞争开办企业，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如北区公司在伍家岭创办了华美服装厂，曾经在九十年代干得风生水起，其设计生产的童装还获得过国家级大奖。服装厂的吴厂长在那时也曾是长沙有名的企业家，但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销声匿迹了。
这个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的行当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沙城里的卡拉喔嗬（KTV唱歌）方兴未艾，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一样拱出不少卡拉喔嗬厅，有的就开设在已经关闭或濒临关闭的煤栈和煤店附近。
那时点唱较多的曲目是电视剧《渴望》的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每当夜幕降临时分，人们学着李娜深情演绎的歌声就会不时在那个时代的夜空中回荡：“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表。作者 | 王悠行，60后，大学文化，湖南溆浦人，已退休。
*本文编辑 | 明明。
